（２７） 恶梦重温
对周恩来来说，发生于１９３２年的“伍豪事件”无疑是一场恶梦。可以说多亏了潘汉年全力周旋方才转危为安。然而谁又能料到国民党垮台、共产党上台近２０年以后，已经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却又恶梦重温，再次饱受“伍豪事件”的打击和煎熬。
１９６７年夏天，整个中国是红卫兵的天下。热衷于大抓叛徒的革命小将们上穷碧落下黄泉，终于把铁拳对准了自己的周总理：他们从发黄的故纸堆里发现了那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红卫兵之母”自居的江青接报大喜，心想这可抓住了你周公的尾巴，５月１２日看到白纸黑字的“铁证”，１７日便将复印件摆在林彪、康生和当事人周恩来的面前，所附短信曰：“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某某），要求同我面谈。”
已入古稀之年的周恩来，重见当年这个伪造的启事，不禁百感交集，内心悲苦异常；而目睹那封暗藏杀机的短柬，却又气愤难平，怒目圆睁，当即在江青信上奋笔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２４３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为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知为敌人所为，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这天夜里，已劳累一天的老总理不得不调来当年上海各种旧报纸仔细翻阅，直至东方既白。７０岁的老人不得不为悍卫自己的名节而亲自披挂上阵了。５月１９日，他将有关资料整理出来，写好一封信，呈送给红卫兵最信赖的人――毛泽东。他在信中说：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１９３２年２月１８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２月１８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结果，《申报》２０日、２１日登出伪造的启事，２２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１６日午已向主席这样说了。……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就不全了然了。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２月合订本一册，《申报》１９３２年１月、２月全订本两册，请翻阅。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的信和相关资料以后，笔墨简洁地批道：
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这一最高指示耐人寻味，值得后世历史学家为此忙活一阵子。老人家为什么不表态呢？当年为这个敌人伪造的启事，他这位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是签发过布告的呀！是他忘了还是假装忘了？拟或是当初那个替周恩来辨诬洗冤的布告乃别人借名而为，而他这个政府主席确实身处逆境，对此一无所知？真有意思。
直到第二年，即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６日，他老人家好像忽然想起或者是忽然搞明白了这件事，在一份有关信件上二次批示道：
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接着，又过了近４个月，即１９６８年５月８日，老人家更明白了，在一次与人谈话中忽然说道：
像许世友这样６０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这件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
周恩来毕竟是老练的政治家，他懂得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任何人都是靠不住的，而不管表面看起来是多么的靠得住。早在他将相关资料和给毛泽东的信发出去之前，就将它们全部拍照存档，并把这一情况写信通知江青。信中说：
此在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知其为伪造。我在１９４３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这就是告诉政敌说：你是不懂得当年政情和共运的；想在这上头做文章，可惜我早就对党有所交待了，你是什么把柄也抓不到的啊！
周恩来的机警和谨慎没有错，尽快这段历史已经非常清楚，连毛泽东都三番五次地予以剖白，可是到了４年后的１９７２年，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刚开始之际，毛泽东还是要周恩来在会上将这件事“说清楚”。于是，６月２３日，已身患绝症的７５岁老人，不得不把折磨他达４０多年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这个魔鬼放出来，再狠狠地折磨自己一次。
当年的当事人之一陈云也在会场，他不无悲愤地发言说：
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对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记得是国民党的阴谋。伍豪２４３人的脱党声明，是在恩来同志已经到达中央苏区之后。……我现在书面声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在这里，作为最重要的当事人潘汉年，陈云没有提到，不是他忘了，而是他不敢提。因为此时的潘汉年正监禁在秦城监狱，他坐自己人制造的冤狱已经快２０年了。周恩来晦气，难道潘汉年就不晦气吗？
事情并没有完。周恩来６月２３日刚就此事发完言，７月间，毛泽东的新接班人王洪文就叫人从上海档案馆继续寻找“伍豪的材料”；有人果然发现新大陆，是一份叫做“伍豪等人启事”的东西，王副主席立即批道：
此件先存敬标同志处，再等一个时期处理，可能中央有指示。
“再等一个时期”，再等一个什么时期？等到１９７４年１月２４日，有人写道：“江青一伙未经中央批准，背着毛泽东主席，也不经政治局讨论”（天知道这种说法是不是真的――笔者），擅自召开在京部队、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矛头所向，不离“周公”，不离“宰相”，不离当代“大儒”，一句话，不离那个倒霉的“伍豪”。
这边，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０日，在又一次切除大手术之前，这位一向儒雅十足的大国总理，突然有失体面地孩子般地大声吼道：
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他一边悲痛欲绝地喊着，一边固执地要来自己３年前的“６－２３讲话”记录，双手颤抖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以示对自己说过的话的负责态度，尽管他的这个发言已经正式录音，就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
此时的周恩来总理，不知是否想到过潘汉年这个人？要是潘汉年这个人一直安安生生地活在中共高层领导圈里，那么他定然是替自己辨诬洗冤的铁证人。可是他的政治生命过早地完结了，也连同他作为“铁证人”的资格一起完结。难道周恩来先生对此没有一点责任吗？１９５５年当潘汉年面临灭顶之灾时，周恩来原本是有能力伸一援手的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历史档案中查不出这一条。关于这一团迷雾，我们将在以后的篇章里详细涉及。
潘汉年，在处理“伍豪事件”中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