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痴著《格拉古轶事》，溪流出版社2007年出版
恩恩爱爱与凄凄惨惨
——谨以此文献给我失去的妻子
精神上的创伤有这种特性，——它可以被掩盖起来，但却不会收口，它将永远痛苦，永远一被触及就会流血，永远鲜血淋漓地留在心头。
——（法）大仲马：《基督山伯爵》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四十八年前的1954年，我们三十多个从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直属队转业到地方工作的年轻人，来到了川北重镇南充市。
这三十多名男女青年人中，我是男同志中年龄最小的，刚好二十岁；女同志中则有一个名叫胡君的最小，她十八岁，是四川长寿县人，原来在西南军区保育院当保育员。包括邓小平、贺龙、李达这些司令员政委的适龄小孩，都在她所在的那个保育院里就读。为了对这些功勋显赫的领导人的子女负责，保育员在部队的女同志中百里挑一，不论出身经历、文化素质、谈吐仪表都得经组织人事部门层层把关，严肃审查，这些道理不言自明。
我和胡君这种“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样蒸蒸日上的年轻人，在部队急需文化知识的情况下，怎么会突然“淘汰出局”，当时不谙时事的我们并不知道，也不曾深思。一年以后，在一份向全体干部宣讲的中共中央十人小组文件中说，凡有海外关系，或直系亲属被杀者一律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不得接纳入党……（原文记不清，但大意不会错）。我以前在电台当报务员，绝对属于要害部门，胡君为高级首长“保育”革命接班人，其工作性质也接近“要害”。我们两人的父亲都是在1951年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先后被枪毙了的，但我们并没有对党怀有以后所指称的“刻骨仇恨”，两人都是虔诚的青年团员（现在叫共青团，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也都虔诚地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谆谆教导。事实摆在面前，在光芒四射的中央领导人中，又有几个是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他们难道不是“道路可选择”的实例么？
五十年代初期的部队里，男女同志间谈恋爱虽未明令禁止，但绝不会得到赞许，通常组织上以“不得影响工作”给予婉言劝告。虽然国家颁布了婚姻法，规定男性二十岁、女性十八岁即可登记结婚，部队则有“八年以上的连级，六年以上的营级，四年以上的团级”即军龄和军阶相结合的结婚条件限制，但只限男性军人。因此三十岁左右的大龄男青年未婚者比比皆是，其中也有吊二话的说这种军龄和军阶仅仅对男同志的限制是“不平等条约”。和我一起转业的同志中最少有二十个这种想找老婆的“迫不及待分子”，有的竟在我耳边悄悄说：“十八岁的胡君是组织上（在五十年代这是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按结婚年龄给你配了对一起分到南充来的。”这些话也确实撩拨着我那颗青春萌动的心。
胡君能歌善舞，十足的窈窕淑女，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流露出的是纯真和坦诚，说话的声音轻细而柔和，像哼吟的小夜曲一样令人陶醉，我对她几乎是一见钟情。我躁动不安的目光一有机会便在人群中寻觅她的身影，看不见她就仿佛自己身上缺了什么“零件”似的不自在，随时随地想出各种理由以便能在她面前站得住脚。在学生时代，我也曾和一些女孩有过些似爱非爱朦朦胧胧的交往，并在心中暗暗定下某某某是我的女朋友，甚至和几个铁哥们交流该“女朋友”的“动向”，曾有过费尽心机去接近“女朋友”的历史经验，也喜欢在“女朋友”面前海阔天空滔滔不绝，显示自己才华出众以赢得她的好感，但喋喋不休中绝对没有勇气说出“爱”这个梦寐以求的关键词汇。上述经历证明，我实际上从来没有进入过真正意义上的初恋。
我们这三十多个转业干部，住在南充地委党校那空荡荡的校舍里，等待分配工作单位，偶尔也有地委派来的干部给我们介绍些农村情况，空闲时间比较多。那年头我爱好文学，暗自里以诗人自诩，行装里少不了几本普希金、莱蒙托夫、雪莱、拜伦、伊萨科夫斯基的作品，这些书里洋溢着的青春活力的诗句，便成为我在胡君面前滔滔不绝的重要话题。加上她也有这方面的爱好，也愿意和我交谈，从言谈举止中，我似乎感觉她对我也有点好感。但我并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和她过多的接触，深害怕万一追求失败被人嘲笑。
她和我们称呼为颜大姐的同志同住一间宿舍，那天，我瞅见颜大姐走出校门，估计宿舍里只有胡君一人，便找了个借口敲门进去和她聊天。她拿出一本影集给我看，上面贴着许多亲朋好友的照片，我特别注意那些青年男子的照片，总担心他们是否已“捷足先登”。动辄以戏谑的口吻问上一句：“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她说不是，在我这样指着照片问过两三次以后，她红着脸小声说：“我没有男朋友。”这时我的心跳得扑扑的响，可就是没有先人毛遂的勇气进行自荐，说出那个关键性的词汇。
“明确关系”？
第二天，我取出那本《普希金诗选》，翻到那首题名为《我爱你》的诗页，夹上我刚刚写好的一张便条，上面表达了我对她的仰慕之情，邀约她今晚8点在她宿舍楼下的拐角处相见面谈。她应约来到，我们站在一株小树下，那年代谈恋爱的关键词汇叫“明确关系”，意指男女双方明确了恋爱关系的事实存在。年轻人性子急，我迫切地希望她对这个关键词汇表明是与非的态度，要求她对我给她那张求爱便条作出明确的答复，她就是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用大拇指甲在树干上刻划，这时已到了熄灯就寝的时间，我只有带着失望的心情和“也许是默认了”的自我安慰躺到床上去辗转反侧。
第三天，她分配了工作，安排到南充专区人民医院，她悄悄对我说叫我送她去报到，我简直求之不得，心中暗想，莫非她想借这一行动向未来的同事们显示“名花有主”？这似乎又进一步证实了我那“默认”的自我安慰并不荒唐，一种甜滋滋的感觉油然而生。
我和她都是在军事共产主义的环境里长大成人，一床被子和两套换洗衣服便是我们这类革命者的全部家当。我背着她的小背包，意气风发地跨进了医院的大门，恨不得在门前大呼一声：“我是她的男朋友！”
她到二楼办公室去办理手续，我在楼下守候着她的“全部家当”，直到把她送到她所住的集体宿舍里安顿下来，我才离去。
五十年代的干部都得遵守服从组织分配这个原则，南充专区下辖七个县，我最担心把我分配到那些距南充市较远的县，当然能分到市内就更好。总算上帝保佑，第二天宣布我被分配到距南充市最近的南充县，当时的南充县级机关设在距南充市约三十华里的龙门场，县上安排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
那年头汽车很少，龙门场甚至连公路都没有，到南充市还得步行十多里才到达渡口，再坐小木船渡过嘉陵江，上岸后再走十多里才能进入市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胡君常常相约在各走一半路程的渡口处相见，然后在沿江的小道上并肩散步，潺潺的江水伴奏着我们的情话绵绵，和所有热恋中的情人一样，她送我一程，我又转身送她一程的难舍难分，一直送到黄昏笼罩，渡船停开，我俩才依依惜别。
南充市的四周，除少数几个郊区乡镇以外，其余广大乡村都属于南充县管辖，其中嘉陵江两岸分别占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我上班不久，全国开始实行粮棉统购统销，这是一个新政策，要全体干部下乡去向农民宣讲。像这类全党一起抓的工作被称为中心工作，县级机关绝大部分干部都被分配下乡，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应该再次向仁慈的上帝致谢，我被分配到距南充城最近的一个乡中的最近一个村，而且不需要坐渡船过嘉陵江，从我所工作的木老乡第二村走石板路到南充市内，按我当年迫不及待健步如飞的速度，四十分钟就能出现在南充专区医院的门口。但是，我确实是一名循规蹈矩令组织上放心的干部，我决不会在工作时间未经上级批准去探视朝思暮想的情人，如果我这样做，即便组织上没有发现，我会见的胡君也会鄙视我，认为我是一个对组织不老实的人，因为她也是一名循规蹈矩令组织上放心的干部。组织上多次用革命领袖列宁的名言教导我们说：“要当党的驯服的工具。”我也心甘情愿地去当驯服工具，深害怕各种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突然冒出来干扰了我的驯服。我写出这些，也并不担心二十一世纪的青年人会嘲笑当年的我们像“原始人”一样简单愚昧，因为历史事实如此。
尴尬的拥抱
当年在农村工作是没有星期日这个概念的，除了县、区级机关装有电话以外，乡政府连电话都没有，更不用说我所在的这个只配有一个干部的小村子。我们只有靠密集的情书往返来表达相互的思念之情。她的钢笔字写得还可以，从这时起，她偏要从我给她的信笺上学习我的字体，乃至若干年后，我开始写作投稿，同一篇稿件有一部分是她替我抄写的，即使是很熟悉的编辑朋友也分辨不出是两个人的笔迹，这是后话。
胡君在城市里工作，她能享受星期天的假日休息，便常常到乡下来看我，当年的农村十分封闭，一位城市姑娘的到来简直像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头熊猫般稀罕。我的窗口上布满了一双双姑娘大嫂的好奇目光，虽然她穿的只是一套褪了色的旧军装，头上梳着两条单纯的小辫子，那年头的汉语里似乎还没有发明隐私权这个词。事实上我们还从来没有触摸过对方身体上的任何一个部位，虽然我给她的情书可以大胆地用吻你二字替代流行的此致敬礼作为结束语，真正要付诸行动，那还得给我身上注射若干剂量的“勇敢素”。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恋恋不舍的时间太久，天都快黑了，她才想起要回去，我就取出手电筒，以应付那弯弯曲曲的田间小道。我俩走到市郊都尉坝时，道路变得宽敞平坦，在卿卿我我的情话中，在茫茫夜色的掩护下，我们才在行进途中，第一次依偎在一起。我情不自禁地对她说：“你还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你爱我。”她低声回答我说：“你还要我怎么样，未必要我把心掏出来给你看吗？”这是货真价实的一句顶一万句，字字叩击着我的心弦，令我激动万分。我飞快地转身伸出双臂去拥抱她，她却从我的怀中挣脱。几个月后，当我们的关系已发展到亲吻自如时，我问她为什么那晚上不让我拥抱，她回答说：“把我吓坏了。”可我却一直弄不懂怎么会把她吓坏，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是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电视的缘故。
眼里出现灰尘
胡君刚到专区医院时，分配在办公室分管人事，属于“准要害”工作，不久就调她当了业余学校的文化教员，离开了“准要害”部门。我在中共南充县委办公室，虽然成天在乡下配合中心工作，除了偶尔回到县上开会或汇报工作以外，从来没有在办公室办过一小时的公，只是机关的名称属于核心领导而已。不久我也调到了县人民政府民政科当科员，搞点社会救济复员军人安置之类的杂务事，我和胡君的频繁调动似乎证实“组织上”正致力于一步步将我们向“另册”里推进。但沉迷在如痴如醉热恋中的我们，从来没有什么危机感，因为我们不相信共和国的天空会有乌云。
大约在1955年春夏之交，我们由部队的供给制改为地方的薪金制，也就是说由过去每月发津贴费八元改为领工资四十八元，月收入突然增加了六倍，在鸡蛋两分钱一个的当年，这是笔相当可观的数字，我俩一直穿着旧军装，过着简朴的生活，现在收入增加了，便购买了些书籍和日用品，胡君甚至买了一口木箱，在她往箱子里装东西的时候，我发现她竟然有一条半透明的纱裙和一件红艳的上衣，当时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胡君怎么会有这类资产阶级小姐太太才拥有的东西？记得1950年，我在大足县警卫营二连当文化教员，有个战士的背包里藏有一床红色的花被面，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腐化思想的铁证，还专门为此开过这个腐化战士的斗争会。我皱着眉头问胡君，哪来的这玩意，她说组织上发的，因为每个星期六都有汽车来保育院接她们到李家花园去陪首长们跳舞……。作为军区直属队的干部，当然知道李家花园是顶尖级首长的居住地。这个解释的结果是由刚才的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变成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实说这件小事对我的刺激非常非常之大，因为我很容易把喜欢花被面的战士和喜欢花裙子的将军并列在一起，于是乎就会产生像眼睛里夹着一粒灰尘一样不舒服的感觉。
那时我太单纯了，也把革命看得太圣洁了。
关于八妹
热恋中当然相互要谈一些家庭情况，我曾告诉她我兄弟姊妹有八个，其中我最疼爱比我小十五岁的八妹，她一岁左右我就喜欢抱她，哄她睡觉，甚至我和母亲一同拍手逗着要抱她时，她竟愿意张开小手，投向我的怀抱。1950年我在大足警卫营工作时，有天下乡征粮，在一个农户家里我发现一个小女孩长得很像八妹，我把这小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竟情不自禁地落下了眼泪。1955年春，胡君到成都参加四川省业余文化教育会议，她专程去到我家里，看望了我的母亲和几个弟弟妹妹，当时的八妹已满五岁，聪明伶俐，深得胡君喜爱，正是她应该上幼儿园的年龄。那时我母亲靠她替区政府干部洗衣服的微薄收入加上少许军属优待款养育五个从五岁到十四岁的弟妹，过着上顿不接下顿的艰难生活，八妹进幼儿园的困难已摆在面前。
胡君不好意思告诉母亲我和她已经“明确关系”，是母亲从在市场买东西时胡君老是争着付钱这个动作中看出来的。胡君开完会将回南充时，主动提出来要把八妹带到南充来读幼儿园，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也为了给我带回一份惊喜。
虽然我和胡君还未正式结婚，八妹的到来使我和胡君更像一个家庭里的人。八妹和她称呼为姐姐的未来二嫂一起住在专区医院的宿舍里。胡君在部队干的是保育工作，带孩子很有经验，她把八妹培养得能歌善舞，打扮得漂漂亮亮，几乎是人见人爱的童星，使我们这个“准”家庭充满了幸福和温馨。
八妹进幼儿园时，我为她取了个张蓉君的名字，蓉是成都的简称，意思是由胡君从成都带来，以资纪念。现在年逾花甲的八妹定居在北京，膝下一儿一女均事业有成，晚年生活十分幸福美满。她丈夫是位品德高尚的戏剧家，也曾经在全国五十多万名一度令人唾弃的右派“席位”中窃据了一把“交椅”，我和他这份“同志加兄弟”的情深谊重当然不言自明。家人天各一方，偶尔见面，只要有八妹在场的谈话中提到她“失去”近半个世纪的二嫂，她仍止不住老泪纵横。也许是老年人喜欢怀旧的特点所致，她对现任的这位二嫂即我再婚的妻子始终格格不入，甚至有点轻度的“不感冒”。我除了今天把这事写在这里以外，从来没有对八妹作过只言片语的解释，因为我应该尊重八妹的感情，它体现着八妹的质朴和高尚，我爱这种质朴和高尚就像爱我现在的妻子一样，人，毕竟是自然界最复杂的动物。
1955年，我和胡君怀着喜悦的心情，按当时的婚姻程序，各自向自己所在的单位领导呈交了一份申请结婚的报告。
所谓“历史复杂”
终于一件令人极端恶心的事情发生了，这件事对我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迫使我产生了“如梦初醒”的感觉。
表面上看这件事又非常简单。领导上在收到我们结婚报告以后，并没有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批示，县政府人事科派了一名姓许的科员专程去到胡君所在单位，向他们单位介绍说我父亲是解放后被杀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我本人也有历史问题，要胡君慎重考虑等等。当胡君一改过去那甜蜜温馨的笑脸，十分严肃地告诉我组织上向她说的这些话时，仿佛晴天霹雳般令我大吃一惊，原来平常间声声唤着的同志，背地里却可以如此这般地“分别对待”，特别是非同小可的“组织出面”，更使我觉得心如死灰。
我究竟有什么重大问题，值得组织上提醒她“慎重考虑”？事实是这样的，我读高中的时候，在我酷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之下，不论在江西牯岭和湖北武汉的学校里，我都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学生，像绝大多数旧社会的青年学生一样，反对黑暗向往光明。我于1948年刚满十四岁就参加了进步的武汉学生联合剧团（负责人周芜，现为西南政法大学退休教授），剧团里教唱的歌曲解放后我才知道都是共产党的歌曲。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我作为未成年人当然只有随父母来到重庆，住在江北九龙巷，我便在一墙之隔的江北中学读高中二年级。在学校里我邀约几位同学组织了一个“号角”文艺社，我任社长，胡俊德（长寿县渡舟乡人）任文字编辑，项廷柱（湖南人）任美术编辑，在我们不定期编出的墙报上，不论文字和漫画对国民党统治下的腐朽现象尽情嘲讽。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大官，学校也不便对我怎么过不去，这文艺社声势越来越大。
11月下旬，我父亲从广州回重庆，当晚他对我态度如常，还拿了一只派克牌自来水笔给我，说是朱鼎卿（当时的湖北省主席，与我们是黄岗同乡，那时正在广州）送给我的。第二天，估计我就读的学校里的老师，在我父亲面前告了我的刁状，父亲便突然发作，对我进行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辱骂，当然不排除在国民党行将崩溃的危急形势下，利用我的“过失”来发泄他的苦闷和绝望。记得争吵中曾经有几句令我终身难忘的话语：如当我说到国民党还是被共产党打垮了时，他却说不是共产党打垮的，是国民党腐朽了自己垮的。当他说共产党搞土地改革惨无人道杀人无数时，我说共产党至少没有特务（他就是特务）。他大声嚷着说：“你懂个屁，没有特务，他每一个党员都是一个特务!”吵得不可开交时，他勃然大怒地吼道：“你给我滚!”我痛哭流涕地空着一双手离开了家。
此后我分别在几个同学家住了四、五天，但终非久留之地，而我的自尊心又不允许我回家。走投无路之中，我在重庆街头看到一份张贴在墙上的招生广告说，国防部高级政工人员训练班在流亡学生（家乡解放而逃到重庆来的学生的泛称）中招收六十名学员，要求年满十八岁，大学肄业以上的文化等等条件。我的一个好朋友花两块银元替我买了一张武汉中华大学肄业的假文凭，我便冒充十八岁，带着假文凭，前往招生地点，大什字大华饭店报考。训练班采取报名即考试的方法，笔试完毕后立即进行口试，考官问到家庭情况，我不得不说出我父亲的名字，在场官员无一不目瞪口呆，他们问我：“你父亲同意你来吗？”我谎称说同意了的。
两天后我在同学家收到了入学通知书，叫我于某日之前到磁器口造时场报到，我并不十分想去，因为我内心深处知道，我那吊二郎当的公子哥儿德性并不是当兵的材料。但离家出走的现实和十六岁男孩的不知天高地厚，敢于承担任何风险的特征驱使着我。在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的傍晚时分，我在那里穿上了国民党的军装。第二天每个学员发了一支卡宾枪和一支可尔特手枪，并在课堂上由教官上课讲授了这两种枪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另外，那天早上还令一位东北籍同学教我们唱了一首歌，我仅仅记得其中的一句是“党的新生民族的复兴全在我们肩上。”因为我心想我又不是国民党员，党的新生为什么放在我的肩上？所以印象特别深刻。除此以外，再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因为这时已是重庆解放的前夕。
次日清早，开来四部军用大卡车，把这个训练班的师生员工及家属统统装上后向成都方向开去，到成都后，我们住在一个庙宇里（仿佛记得是文殊院）待命，那天正好我挎着枪在门口站岗，突然我父亲的副官成己仁，他穿着罗斯福呢的美式军装，肩上扛着少校军衔，像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在我身侧，嘻皮笑脸地说：“二少爷，太太问你要不要换洗衣服？”我一见我父亲的人就怒火中烧，瞪着他大声吼道：“你给我滚!”街上的行人都惊讶无比地停下来观看，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从来没看到过一个小小的卫兵可以这样骂一个少校军官。
两天以后，上面传话下来说，训练班不办了，每人发五块银元的遣散费，有三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到金堂县去参加反共救国军打游击；二是转入黄埔军校二十四期；三是自谋出路。我们绝大部分同学都去了黄埔军校。
当时军校校本部在皇城，我在那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就向双流县开去，以后的日子，全都在成都附近的郊县内走走停停，因为我们二十四期的总队长早已和地下党取得了联系，12月20日，在大邑县苏场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随营学校。
参军半年我在军政大学参加了青年团，三个月候补期满按时转正后，我一直担任了好几年的团支部副书记，1953年还立过三等功一次，我的表现是不错的。部队里也搞过清查个人历史的民主运动，那似乎都是解放前就有“历史”的人的事，1955年全国机关也搞了一次内部肃反的封闭学习（一律不准迈出大门），我可以说是民政科最先走脱的一个，只学了十天左右，有的人在里面关了一年多才交代清楚。我走出封闭学习的大门以前，组织上找我谈话，给我看一份有关我历史问题的“组织结论”时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异议就在上面签字。”
这份颇为冗长的结论，更像是给我父亲的历史下的结论，绝大部分内容都属于他的简历。老实说，如果不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五人小组办公室，集中了那么多所谓“历史清白品质优良”的干部，内查外调地铁鞋踏破，我简直难以相信一直住在武汉的父亲，竟然官至“中央”，不过，我也没有更多的理由置疑。我知道我父亲是个大官，家里有两部小汽车可以作证，还有一个名叫小林少雄的日本战俘替我父亲开车一直到全国解放，如全家众多人口倾巢出动，或到白崇禧的游泳池去游泳，或到中山公园去游玩，我父亲和日本司机就各开一部，父亲身边有副官，家里有勤务兵。这些都是当官的证明，但我小时候成天只忙着玩耍，根本不关心大人的事，所以当我读了结论书上写着我父亲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警察总署副署长时，虽然疑窦丛丛，但还是签字认可，因为这是组织上经过调查了解而后下的结论，更何况这一切毕竟是我死去多年的父亲的事，至于我本人，也就是那穿着国民党军装东奔西走的二十五天。
异类婚礼
当胡君十分严肃地向我转告了组织上的忠告后，我便怏怏离去。
我并没有直接回到龙门场县政府所在地，而是回到我每次到南充都住的一家设在禹王后街的简陋旅馆，因为经常住，服务员对我已很熟悉。
我锁上房门，独自一人伏在床上痛哭流涕，我想不通组织上为什么对我进行这种精神虐待，我知道组织谈话在胡君心目中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为了给胡君留下思考的空间，我噙着泪水给她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回顾了我与她的相识相知和相爱的历程，有“嘉陵江边那一连串急切的脚印”，有“医院大门上印着我期待的目光”，“我将把这一切作为我生活经历中最为美丽的篇章，珍藏在记忆的相册里……”。我要求她不要为了我牺牲她的锦绣前程，在信的末尾，我痛心地写道：“我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了。”
我所在的民政科有一项重要工作，即处理人民来信，我们有一位事必躬亲的老科长，在我的诀别信寄出三天以后的一个清晨，这位老科长照例坐在办公桌前拆阅当天送到的人民来信，当他拆开其中一封信，读完了第一句以后，他知道他做错了一件事。他把写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当着一般人民来信拆开了，信上头一句话写的是：“亲爱的先痴：读了你的信，我的心碎了……”
这一句话，在我看来，它不像是人类的语言，而更像天使的声音，直到四十八年以后的今天，这句话仍然是那样栩栩如生，光彩依旧。
在胡君不计后果的坚持下，我们的结婚报告终于被批准了，我到南充市找她商量结婚的事，仍旧住在那间简陋的旅馆里，相拥相吻之中，我感情冲动，曾要求和她作爱，但被她拒绝，理由是还没有拿到结婚证书，由此不可低估那薄薄的一张纸在她心目中的重量。
我见过些五十年代革命同志的婚礼，似乎其中也有某些可以咀嚼的味道，这就是结婚者的背景和婚礼的规模、气氛有着十分微妙的关系。如果是科级以上的干部结婚，必有县级领导出席讲话，祝愿这对新人携手并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共同奋斗。一般干部只是主持讲话者的级别高低和出席婚礼的人数多少的变化，其它如分食象征甜蜜的糖果，表演些俗不可耐的找新娘新郎逗趣的所谓节目则千篇一律。而那类不为组织所器重的“另类”人士的婚礼则一切从简。从我内心来说还真害怕那所谓热气腾腾的婚礼，让胡君去忍受那些善意的折磨。
我的婚礼对我来说可以称之谓如愿以偿，但并不是刻意制造的效果，实际上多多少少有点封建社会违抗父母之命私下成婚者而受到冷落的味道。十多位我请来的宾客，稀稀拉拉地围坐在会议室那张大条桌的两侧，桌子上放着一个热水瓶和两盘糖果两包香烟，没有一位副科长以上的领导赏脸屈就光临，也没有欢声笑语，仅有一两个凑趣的声音要求我俩谈一谈恋爱过程，谈或者没有谈我已回忆不起。总之，这个结婚仪式的气氛只是在婚礼和丧礼之间的档次，反正三十分钟以后，她就成了有夫之妇，我就成了有妇之夫，那年我二十一岁，胡君十九岁。
我们这对新婚夫妻不仅没有自己的一间房，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一张床。这在今天看来几乎十分荒唐的物质基础，在当年却是普遍存在。因为我们头脑中对私有这个病毒有防范心理。结婚那天我正在距离县政府最近的小龙乡搞中心工作，婚礼完毕便带着新娘回到乡政府，在一个不知是谁的房间里，也不知是谁的床上，更不知是谁的被窝里，度过了我们的洞房花烛夜。
我俩都是生平第一次和异性发生肌肤之亲，印象最深的是田野里鼓噪了一夜的蛙鸣声，此起彼伏，彻夜欢呼，似乎是上帝派来的合唱团，为我们这对纯真的夫妇高唱颂歌。
儿子
1956年初，南充县人民政府迁到了南充市内的中心区，当年的机关还未恶性膨胀，县级机关的各部门，全部人马也只容纳在一幢五层大楼内，而且毫不显得拥挤。政府在大楼左侧，党委在大楼右侧。
这时的胡君已怀孕在身，她的编制仍在专区医院，只是上班和住宿都搬到新近成立的地专级机关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这是一所将地专级机关下属各单位的文化教员都集中在一起教学，学生也集中在一起上课的夜校。胡君是语文教师，学校除了给她分了两间房以外，还给她分配了两张床和桌椅板凳之类的简单家具，这就是说我们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虽然家里的“装备”都属于公家。
因为怀孕带来的生活不便，就将八妹临时交给胡君的一个同事的姐姐代管，食宿都在她们家里。那时南充有一所公安军官学校，培训省内公安部队的一些初级军官，其中有几位是我昔日的战友，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他们都带着八妹四处游玩，八妹则为他们表演些在幼儿园学会的歌舞节目，令这些单纯的军官们喜笑颜开。
现代人又将难以置信以下这个事实：即我虽然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并不是每天下班都可以回到自己家里，而仍然得住在单位上的集体宿舍里，哪怕我的家就在距离我的单位不足一华里的咫尺之内；只有星期六下班后才可以回家住上一晚，并为这一晚设下专用词汇叫“过礼拜六”。除非你是县级以上的领导干部才可以每天下班后回到自己家里。而我们都十分自觉地遵守这个不近人情的制度。别说当代的年轻人，就连生活在今天的我这个七十老翁，都怀疑当年的我是不是智商有问题。
1956年初夏的某一天，共青团支部组织团员到南充丝二厂去参观，并和厂里的工人进行联欢活动，下午5时左右，我们才从三十里以外的丝二厂步行回来，在大门口，收发室的同志递给我折叠成火柴盒大小的一张小便条说：“给你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胡君的一位同事写的，她通知我说胡君已到医院生孩子去了，条子落款的时间，则是前天的日子，我顾不得这类“时差”问题，在门口大叫了一声：“我当爸爸了。”便向专区医院跑去。
我生平第一次进妇产科病房，印象最深的是病房里那一堆堆血浸的草纸和空气里饱和着的血腥味。胡君显然正生我的气，她坐在病房门口的一张小板凳上，眼睛则盯着地上的一团泥土，听着我反复向她解释，因为外出过团日，我十分钟前才看到那张被粗枝大叶的收发室忽视了的便条，没能及时赶到医院来。胡君知道我不是撒谎骗她，但还是做着一副生气的样子，甚至我问她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她也不理不睬，令我十分痛苦，也十分尴尬，只好默默地离去。
第二天中午上班不久，科里的一位副科长笑嘻嘻地对我说：“你老婆打电话来叫你回去啃鸡脑壳。”按南充人的习惯说法，这句话有取笑丈夫的含义。即妻子坐月子喝鸡汤，丈夫专啃鸡脑壳，我认为是这位副科长在取笑我，仍旧办着手边的事，他见我毫无动静，便再一次地说：“不是和你开玩笑，胡君真的打电话来了，说她已经出院，叫你回去一下。”这回我深信不疑，便向这位副科长请了假。
这时我们的家已搬到了莲池幼儿园，那年头的中国人很笨，不知道居室可以弄成什么一套二、一套三，前两年因其落后而被淘汰的福利分房制度，当时作为先进事物还没有开始怀胎，至于胎期多长以及什么时候诞生，我因为以后在劳改队也不得而知。总之，我们这个家就住在一间偌大的教室里，因为家庭设备的简陋，“家”只占据了这间大教室的一个角落。在这个角落里的一张床边，坐着胡君，她怀里正抱着我们的儿子，他的小手小脚还有证明他性别的小鸡鸡。我瞅着孩子仿佛在自我欣赏地说：“真乖！”――睡着的孩子真乖。
按我们当时的经济条件，完全可以请一个乳母来奶孩子，我便对妻说：“请一个乳母好吗？”胡君立刻回答说：“不，我要自己喂他。”其口气的坚决似乎是为了捍卫她奶孩子的权利，我看见胡君用手指轻轻抚弄着孩子的眉毛，我伸手抱过孩子，在他的小脸上亲了又亲。
我们给孩子取了个张浪的名字，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当年风行一时的印度电影《流浪者》的影响。
误入“文”途
有一天，我在《四川日报》上看到一则征稿启事说，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将创办一个名为《草地》的文学月刊，并开始征集稿件。我十分高兴，便写了一篇在凉山当兵时的经历，名为《金沙江边送别》的散文寄了去，没想到很快地便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出来，不久编辑部来信告知说，他们已将我的四十元稿费寄到了南充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让我去取，当时我还不知道市上有这样一个单位，后来总算找到。
文联的同志告诉我，他们收到稿费后一直找这个作者，因为这篇稿件的内容涉及军队，便到军分区通过宣传部去了解，军队也不知道有个张先痴，正准备把这笔稿费退回去。说着在递给我稿费的同时，还给了一页南充市文联的会员登记表，希望我填写后加入，这番盛情，当然不应拒绝，这样就算进入了文学这个圈子。
我从小爱好文学，在湖北恩施读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我父亲带我到图书馆，替我办了一个借书卡，推荐我看少年文库中各国童话的专辑，印象最深的是我每次借书还书都得踮起脚尖才能够得着那张桌柜。小时候挨打的原因最多的也是看书，我住在楼上，吃饭时母亲在底楼餐桌前叫我，我应声回答：“来了!”可是这时手中那本书中主人公的命运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我岂能丢下不管，就在这最后几分钟里，母亲已轻声上楼来到我身边，我除了挨一巴掌外，还被拧着耳朵来到餐桌前接受兄弟姊妹们的嘲笑，我边吃边哭，只是事隔五、六十年，记不清这泪水是为书中主人翁的命运或者为我的不幸而流淌。
所以我母亲一直担心我会变成个书呆子，我母亲是南京人，说一口南京话。我不会说任何一句南京话，但是我如果用南京话说“书呆子”三个字，其发音吐词绝对纯正，因为她用这三个字骂我骂得太多。
我在凉山当兵时便立志写作，为丰富生活素材交了一些彝族朋友，从他们嘴里掏出来不少彝族民歌，我整理了三十首左右，有一次省军区派了一名叫蒋楚平的摄影记者来到我们连队采访，我从其中选了几首请他带到成都给四川日报社，后来音讯杳无。不久，我偶然发现，四川日报陆续发表了这些彝族民歌，署名为楚平，下面加了个辑字，似乎也顺理成章。我想补充说明的是五十年代的稿费比二十一世纪的稿费低不了多少。
在《草地》上刊出我那篇稿件后，对我的鼓励很大，我便把蒋楚平没有带走的那部分彝族民歌寄给北京的《民间文学》杂志社，不久也刊出了一部分，寄来稿费几乎是每行一元，当收发室的女同志把汇款单交给我时，对着这笔当时认为十分巨大的数字，她发出了“我的妈呀!”四个字的感叹。
我的创作热情空前高涨，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又开始创作一部题为《一朵巍峨的白云》的叙事长诗，这首诗的内容是以彝族的一个民间传说为基础，采用我比较熟悉的彝族民歌风格写的，当我写了一百多行的时候，《草地》编辑部派遥攀（潘克廉）来南充组稿，他来我家找我时，我因事外出，胡君接待了他，交谈中他顺便看了这首诗的前半部分，当即留条给我表示赞赏肯定，叫我写好后即寄他们的编辑部，两个月后我便寄了去。
1956年，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口号，年底四川省文学创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通知要求，参加会议者要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过文学作品。南充专区大约有十五、六人参加，我是其中之一。我被编在诗歌组，在会上我一言未发，因为在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中，我的确也算不了老几，同组的孙静轩、流沙河一直在闪闪发光。会上聆听了巴金、沙汀等老作家的报告很受启发。
回到南充后，市文联要组织一次会议精神的传达，在决定传达人选的时候，没想到大家一致推选的竟然是我，根据我的年龄和资历，根本不应该由我来担任这个“出头鸟”。
1957年3月或4月，我的那首五百多行的长诗在《草地》杂志上发表，我用稿费买了一部自行车，那个年代买自行车可能比现在买卧车还要风光，在县级机关的干部中，我是唯一拥有“私家车”的人，因此也可列为“首富”。
山雨欲来
胡君的老家在长寿县一个很偏僻的农村，在那里她受着传统习俗的影响，认为家务事应该由她做，即便是搓洗一条小小的手绢，她调皮地说：“我喜欢看你读书写字的样子。”在家里，我除了偶尔抱抱孩子，只好当“懒汉”一个。因八妹和孩子均需照顾，胡君工作又忙，她产假满了不久，家里便请了一个保姆。为了居住的方便，单位上买了一床农民晒谷子用的大晒席立在这间教室的中间，将它一分为二，保姆和八妹住在隔壁。
我当兵时，在凉山生活了一年多，积累了不少素材，便开始动笔写我构思已久的长篇小说《凉山恩仇》。总之我们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家庭， 像一艘开足马力的航船，在平静的海面上，向着自己选定的目标前进着。
1957年的春天，正如《人民日报》当年的一篇著名社论的标题《不平常的春天》说的那样不平常，共产党将开始整风，要求各界人士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社论号召说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又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其态度之诚恳着实令人感动。
小时候，我家里长期订有一报一刊，即上海《大公报》和一本名叫《观察》的杂志，《观察》杂志荟萃了一批学者名流，解放后定名为爱国民主人士的基本作者队伍，如储安平、费孝通等等，我偶尔也囫囵吞枣地翻一翻，内容似懂非懂，作者的名字倒记下了几个。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读到他们给党提的各种意见，想到这些解放前为共产党夺取政权奔走呼号，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族精英，现在为共产党克服官僚主义而坦诚直言，其铮铮忠骨令我佩服之至。
我当然不知道如此沸沸扬扬的各种意见只是“阳谋”的一个阶段，（我过去不知道汉语词汇里有阳谋这个词，只是在《人民日报》另一篇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的著名社论里有这样一句名言，依稀记得是：“有人说这是阴谋，不，这是阳谋。”我才知道这个词的经典意义），这个让大家帮助整风，“言无不尽”的阶段的名字叫鸣放阶段。既然有第一阶段，必然会有下一个阶段。突然有一天《人民日报》又在头版头条上发表了一篇也是十分著名的社论，题目是《这是为什么？》，社论告诉善良的人们，有人在利用整风的机会，向党发动猖狂进攻，当然它预示着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共产党只有“被迫”还击了，事实上整风运动进入了第二阶段，我将它暂时定名为还击阶段。
我在过去写的一篇题为《我在看守所里的日日夜夜》的文章中，曾提到南充县兵役局的王局长，说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是个好人，这个好人交给我一本党内机密文件，名叫《四川工作》的期刊，这是党的区委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阅读的重要文件，我是非党员，我们民政科里有党员科长，他不交给他而交给了我，因为局长已去世多年，这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给我的理由是这本《四川工作》上登有一篇当年中央分管复员军人工作的傅秋涛将军的一篇重要文章，但是我在阅读中还发现了一篇更重要的文章，依稀记得在这本期刊中题名叫《鲨鱼浮出了水面》，后来列入了经典文献定名为《事情正在起变化》。其中心意思是鸣放中那些心怀叵测的提意见者像深潜在海底的鲨鱼一样，终于在大鸣大放中浮出了水面，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我看了之后除了要求自己谨言慎行之外，又作为机密告诉了和我一起到成都参加过省文学创作会的名叫寇某某的朋友，他是一位中学教师，参加过国民党，有点历史问题，我担心他惹麻烦，叫他也谨言慎行，没想到给我自己惹了大麻烦。在以后开展的整风运动中，他率先就此“泄密”问题对我进行检举揭发，给了我致命一击，这也是后话。
在北京沸沸扬扬热闹了多日以后，四川省甚至南充市也开始各式各样的座谈会，邀请具有各种头衔的社会名流进行“知无不言”。某日，南充市委宣传部组织文联的成员参加一个座谈会，在会上我也有过一段简短的发言，其中有几句关于文学作品是否应该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问题的话，可能涉及到些非主流意识。没两天，《四川日报》在并不显眼的位置用并不显眼的标题报导了这次座谈会，报导在引述诗歌组组长张先痴的发言时，这篇报导的作者，四川日报驻南充记者站站长杨庚虎对我的原话进行了拔高，增强了原则性。因毕竟事隔四十多年，我已记不清文字内容，但却记得我看到这篇不实的报导后，曾给这位站长打了电话，认为这种篡改是不应该的，他在电话上解释说：“一两句话嘛，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鸣放阶段各抒己见嘛，你看人民日报上那些意见多尖锐，嘿嘿嘿……”一笑了之，我把他奈何不了。
此时的胡君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之中，不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天候”变化。
封闭学习
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对封闭学习四个字一无所知，如果我对它进行一番解释，说当年的封闭学习就是将参加学习者禁闭起来，不准回家也不准亲属前来探视的学习，他们或许对这种剥夺人身自由的作法不可思议，然而五十年代的人就是这样生活在不可思议之中。那时有一本十分流行的纪实性文学读本，书名就叫《把一切献给党》，我读过这位类似保尔的英雄人物写的这本传记似的作品，也曾用他的精神来激励过我自己。
现代人也十分强调什么生存权，自由权，如果把一切献出时，单单把这两样“权”留下来不献出，那就不能称为全心全意，不叫大公无私，甚至不够资格当“驯服的工具”。因此，组织上安排你参加封闭学习，你想也不会想到不让你迈出大门一步，是限制了你的人身自由，相反那时我们的想法是，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关心，给了我们这个学习的机会。
前文在谈到1955年内部肃反时我就“封闭”过十来天，1957年暑假，南充地区所辖的几个县的中学教师共数百人都封闭在南充市小西街师范学校的校舍内“帮助党整风”，负责领导这场整风的南充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为推动学习，还办了一份名为《整风简报》的八开小报，胡君被临时抽调到该办公室工作，
像胡君那直系亲属被杀的政治背景，按常规她是没资格进入这种“准要害”单位的，能够进入不外是三个原因：一是医院毕竟是一个技术性较强的单位，除了医生护士之外，其他各类人员均具有“闲杂”之嫌，“闲杂”人员去参与这类与医疗无直接关系的闲杂工作，合情合理；第二个原因胡君参军时是一个不足十五岁的高中学生，转业后专区医院的孙院长（据说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对她印象很好，曾一度安排她分管人事工作；另外在刚刚结束的地专级机关内部肃反的封闭学习中，胡君一直在办公室整理被审查者的材料，这个新成立的办公室和那个办公室一脉相承，继续留在办公室也顺理成章。除了上述这些带有技术性的原因之外，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原因，应该是那还是在反右斗争之前，也就是阶级斗争的弦还没有绷得那么紧的岁月，对胡君这样的人还有一点弹性。
参加南充地区首批整风学习的这些中学教师，特别是文科教师，许多都是文联会员。像文联这样的单位，也就是以后曾被权威所判定的“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句话甚至可以直接演绎成“滋生右派的土壤”，以后的事实也可以证明这个演绎并非无稽之谈：南充文联的成员在反右运动中几乎“全军覆没”。
当年《人民日报》上大块大块文章批判着的邵燕祥、王蒙、刘绍棠不都是些青年作家吗？这些封闭学习中的文联会员，有人登高一呼说：“市文联有一个以张先痴为首的反党集团”，这一句话第二天就成为《整风简报》上以特大字号出现在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紧接着在中学教师中凡认识我的人都要对我进行检举揭发，以表示他们和我划清了敌我界限。已经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或者自愿、或者在外力推动下，他们被迫交待是我在幕后指使他们进行反党活动，个别的甚至“揭发”我指使他去干了什么什么，而这一切几乎全是些捕风捉影、似是而非的莫须有。我因为属于县级机关，此时并未开展整风运动，从组织状态上看，我似乎还是局外人，这种背对背的所谓检举，使嫁祸于人者更减轻了心理负担。
胡君在地委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每期《整风简报》她都会带回家里，我自然会读到这些关于我的“新闻”，我对胡君说：“这几乎都不是事实。” 看着我忧心忡忡的样子，胡君安慰我说：“要相信党是实事求是的。”又说：“领导上说过，右派只是思想问题。”――任何一个妻子也不愿意看丈夫那张愁眉苦脸。
好友的意外
胡君在西南军区保育院工作时，有一个最好的朋友，名叫黄代玉（事隔四十多年，这名字都有点模糊了），黄代玉那美丽的微笑，曾多次在胡君那本珍贵的相册上展现。巧合的是，黄代玉父亲和胡君的父亲一样，也是在五十年代初的镇反运动中被枪毙，有了这一背景的巧合，他们就同时由部队转业到地方，这显然是同一政策执行的结果而并非巧合了。这位比胡君大一岁多的美丽女孩被分配到成都某单位。
如前所叙，保育院的保育员是专门给高级首长带孩子的，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他们还有陪首长们跳舞的“第二职业”，后来伴舞的范围扩大到苏联专家和著名战斗英雄之类。这批保育员的身材脸蛋等外观素质条件不言自明的非同一般，黄代玉更是这一批年青漂亮的女孩中的佼佼者。她对胡君几乎是无话不谈，亲如姐妹。
黄代玉在某次伴舞中，结识了大名鼎鼎的西南军区战斗英雄刘子林，当年刘子林三个字的显赫度甚至不会低于今天的巩俐。就像古今中外流传的爱情故事一样，英雄和他搂着跳舞的美人也一见钟情，出于对英雄的仰慕，黄代玉接受了他的爱。
在“明确关系”的程序中，当然男女双方当事人都得向组织上汇报。不久，为了对战斗英雄这四个响当当的字负责，组织部门找刘子林谈话，告诉他黄代玉的家庭出身等背景情况，认为这种关系不宜发展下去。战斗英雄的组织观念肯定高于凡夫俗子，毫无疑问，黄代玉便从甜蜜的情网中坠入了失恋的苦海。唯一的原因是她身不由己地出生在那样一个家庭，有那样一位无法选择的父亲。
1955年胡君到成都开业余文化教育会议时，当然得去造访黄代玉，无话不谈的姐妹肯定会谈到自己的白马王子，这时，属于黄代玉的白马王子是他们单位的保卫干事，我们都知道，搞保卫工作的在政治上肯定是打了保票的。小伙子对黄代玉体贴入微，黄代玉沉浸在美好的憧憬之中。胡君当然也向黄代玉介绍了我的情况，临别时，黄代玉交胡君带了封私人信件给我，对她说：“我给小张的信，你不准偷看。”其实这封所谓的信只写了一句玩笑似的话：“请善待我的小妹，她怕老鼠。”我们结婚时，黄代玉也曾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并寄了一床红缎子的花被面表示祝贺。
在大鸣大放的日子里，很难刊登负面新闻的《人民日报》，也许是为了“引蛇出洞”的需要，偶尔也出现了些非正面新闻。那天我突然发现人民日报驻四川记者李策（此公后调四川日报社任记者部主任，八十年代初，因工作关系我与他有过交往，现已去世多年，）写的一篇约两千多字的报道，那个年代，这篇报道的题目就是非同一般的七个字：《他们为什么自杀？》，似乎是在向社会质问，其内容竟是报道黄代玉和她的未婚夫相拥着在成都东门大桥投河自尽的事。原来二人申请结婚，组织上认为黄代玉家庭出身不好，不宜与干保卫工作的共产党员结婚，对那位未婚夫进行了一番劝阻，黄代玉的感情生活一再受挫，其痛不欲生便可想而知，结果便演出了一幕现代版的梁山泊与祝英台。
胡君读这篇报道时泪如雨下，我只感叹了一句：“红颜薄命。”现在想来，用这个陈词滥调来概括黄代玉的死，只证明当年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虫。
若干年后，有一个老态龙钟的劳改犯对我说：“说到底，世界上的罪不外乎就是两种，死罪和活罪。”黄代玉用勇敢的殉情承受了她的死罪，却把那漫长的活罪留给了我们。
友谊与陷阱
五十年代，在我狭小的文学圈子里，有一位笔名叫水村的朋友，1956年在成都开创作会议时，他也是南充地区的代表之一，我因而与他结识。那时他是南充县龙门中学高中部的语文教师，在《红岩》杂志上，他发表过些短篇小说。他比我大十多岁，已经是六个孩子的父亲了，妻子在一所小学教书，由于孩子多，负担重，家庭经济也就比较困难。
水村的爱人和前文提到的《草地》编辑遥攀都是南充人，解放前他们都在成都南虹艺专学习，既是同乡，又是同学，关系很好，一直以姊妹相称，遥攀称她为七姐。而遥攀对我可以说有知遇之恩，在一定程度上，我把对遥攀的感激之情转移到水村夫妇身上：精神上我把水村视为兄长，对他妻子也以七姐相称；物质上我知道他负担重也赠以布料文具等日用品。此外，为了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创作，我动员胡君替他批改那一摞摞的学生作业。
在“百花齐放”的高潮中，曾经有人提到由三五知己共同办一种文学刊物即所谓同仁刊物，喜欢异想天开的我，曾异想天开地想和水村等几个朋友伙办一个这样的刊物。4月份的某一天，我下乡检查工作时，曾顺便去龙门中学，并在水村的宿舍里与他长谈，除了谈些写作体会外，也淡淡地提到过同仁刊物的想法。
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中学教师整风反右中，水村被斗，他一口咬定我是他的幕后支使者，又据说龙门中学有学生酝酿罢课，水村承认他是罢课学生的幕后支使者，不过这一切都是在我的指使下行事的，会写小说的水村，把整个情节安排得合情合理。
我对这一切却什么都不知道，而恰好办同仁刊物被视为集团活动，煽动学生罢课是现行活动，而这两件事被认为是我的要害问题，也是我在日后的被斗中，永远也交代不清的问题。我为它付出的代价相当大，给我的教训是把我尊崇的友谊这个纯洁的词汇，和象征恐怖的陷阱两个字划上了等号。
事实上在那种人为灾难面前，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我也检举过别人，甚至检举过好朋友，当然也就伤害了被检举者。聊可自慰的一点点也仅仅是，我从来没有捏造事实嫁祸于人，应该说这只是做人的起码要求，而在那污水四溅的年代，它竟然像似一个优点，有理由对这个现象进行深思。
水村最后被判刑十五年，送到青海去劳改，满刑后留在那座劳改农场当就业员，1978年三中全会后平反回到南充。1980年我平反后曾去找过他，那天他不在家，他离了婚后又复婚的原配妻子告诉我，水村平反时曾向领导表示，他曾经诬陷过一个名叫张先痴的人，在张未出狱以前他不愿出狱……。此时的我一改二十四年前的淳朴天真，一脸奸笑而不置可否，但我仍旧原谅了他。没有他的“诬陷”，还有许多人的诬陷，我也仍然逃不脱当右派的命运，因为反右运动是全国范国内的诬陷运动，使五十多万右派和他们亲属子女蒙受苦难的运动。据说只有五个不能改正的真正右派，最后以“扩大化”三个字加以了结，可想其“扩”其“大”之百分比，其小数点，该是多么微妙的数学游戏啊。
“就是他”
县级机关的整风运动开始了，妻子反复对我说：“要相信党。”
是上天刻意的安排吗？学习的地点安排在我和胡君相识相恋的地委党校，不同的是当年的党校冷冷清清，今日的党校沸沸扬扬，全体参加者热血澎湃，准备在这里和万恶的右派分子展开一场所谓的生死搏斗。
按反右运动的步骤第一阶段为鸣放阶段，接着便是反击阶段，在中央和地方报纸上铺天盖地地批判各种右派言论以后的几月，这时才在县级机关开展鸣放，除非他迫不急待地想当右派分子，谁会鸣，谁敢放？虽然书记在动员报告中，恳切希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号召大家相信“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人民日报》那篇批判右派的著名社论不是说过一句：“他们不是言者，是行者”，言和行的概念被巧妙地进行了统一，不知哪一条傻蛇还会被引出洞，与会者“鸣放”的内容尽是些“下班时记住关好门窗”，“洗碗后要关好水龙头”之类的无关宏旨的意见。我早已在地委《整风简报》上得知自己的危机四伏，知道我绝对处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不利地位，当然更是在鸡毛蒜皮上做文章的作者之一，更何况我当时对大政方针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见。
其实不鸣不放根本不重要，你平时的一言半句牢骚话早已有人汇报在卷，整风领导小组对那些“看不顺眼分子” 已进行了摸底排队，成竹在胸。
我所在的小组由以下几个单位组成，即公安局、检察院、共青团县委和我所在的民政科，除民政科之外，那几个“准要害”单位的工作人员都是高质量的斗士。楼内楼外，床头床尾，我的大字报小字报，横的条幅竖的标语，彩色漫画黑白速写，打油诗小品文铺天盖地洛阳纸贵。斗争矛头的指向都是丧心病狂的右派分子张先痴，可当年幼稚的我，一百个相信这是党对我的误会，我决不承认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越不承认，斗争越激烈，旷日持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但并没有像若干年后的文化大革命那样，或者打翻在地，或者吊在空中。唯一打过我一记耳光的竟然是一个未婚女孩，因为我生平只挨过两个耳光，女孩子打我的耳光更是她创造的奇迹。这并不美丽的女孩是团委的干部，名叫雷某某，我平反后曾一度想找她聊聊天，结果老同事们告诉我，在以后开展的一系列运动中，她累累挨整，又遭离婚之苦，命运十分凄惨，我反而失去去看她的勇气，我害怕她见到我会感到惭愧更增添她的痛苦。
1980年我平反出狱以后，出于一种怀旧心理，曾对当年同组学习过的斗士们的情况作过些了解，那四十多人中，真正修成“正果”的，或者通俗地说当了个像模像样的什么官的，可以说一个都没有，有的人在以后的运动中遭了厄运，甚至不得善终。大部分人不过是碌碌无为地在各种运动中麻木不仁地跟着吼一阵口号，直到白发苍苍老态龙钟，我对他们反倒有几分怜悯之情。如果一个人，了其终生而没有一天在精神上独立过，这种人生在我看来绝对是悲剧性的。所以归根结蒂我应该感谢反右运动，它唤醒了我，使我重新估量我的生活道路。我的基本观念是，如果我真心地投入一个“理想”，而这个“理想”却把我斥为敌人，那么这个“理想”就像一个患了某种心理疾病的人一样不正常，是它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当年的民政科共有七个干部，共揪出两个右派，到今天还能在地球上呼吸空气的也只有这两个曾经受人唾弃的前右派。八十二岁的肖远耀和六十八岁的张先痴，我从不相信因果报应之说，我只是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定要找出个什么原因，很可能我们两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身体得到锻炼，不知道这算不算坏事变好事之又一实例。
生于1919年的肖远耀多年来我一直对他以大哥相称，我非常敬重他，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在成都建国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与田家英（原名曾正昌，以后当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文化大革命”时自缢身亡）之胞兄曾正全是一对密友。大哥在他从小热爱的文学作品的影响下参加了地下党，并将他的两个弟弟送到了延安（这两个弟弟在“文化大革命”中当然也受到冲击，毕竟大难不死，现已离休）。作为长子按当年普遍遵从的民族传统，他要供养寡居的老母，只得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成都，后来脱党，肯定属于历史复杂的类型。我和他在劳教期中可以说相濡以沫，感情深到什么程度可举一例：在“自然灾害”年代，人们为了生存，都千方百计地从别人的牙缝里挑出几粒米饭，而我和他每顿吃饭都在一起，我们俩的饭菜互相推让常常吃不完。现在他定居在南充，我每次去看他谈及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往事他都会老泪纵横。
反右斗争中，我和他同在一组，积极分子曾多次启发我，叫我检举他的反动言行，但我反复回忆，想不起他在我面前有什么反党反人民的言行。只有一次，那就是我看完《人民日报》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以后，心想在大鸣大放中出这样的社论似乎不对劲，便把报纸递给了他，他看完后扔下报纸愤愤地说了一句：“沉默是最高的讽刺。”当时只有我们俩人在场，但我把它揭发了出来，肖大哥也坦然承认。当时我简单的想法只认为对党应该老老实实，是什么就是什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如果已经认定你是右派分子，老实这个褒义词将永远不会再属于你，所幸肖大哥毫不计较我那几乎是“卖友求荣”的作法：“哪怕我是个哑巴，也会是右派。”他轻松地说，这使我想起恩格斯那句名言：“自由就是认识了必然。”
1958年秋，我和他在同一个劳教队修内昆铁路。我们的工地在云南盐津县的崇山峻岭间，那里有一条江，名叫横江。我们正在江边淘洗日后用于混凝土的河沙，工间休息时，我俩远离众人地坐在河滩上，我悄悄地对他说：“我相信我们挨整的事是下面的人干的，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而他却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对我说：“就是他!”说这话时，我忽然发现他的眼眶里竟闪着泪花。于是这怒吼般的三个字，这怨我麻木不仁的闪闪泪花，对当年幼稚天真的我，真正是振聋发聩的划时代的怒吼，使我铭记至今。
我是右派
我每天站在房间的中央接受批斗，散会后就在一位精选过的干部的“陪同”下，书写交代材料，这样一个多月过去了，我始终不能接受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这顶大帽子。
按当年的常规，一个正在被斗的人是绝对孤立的，没有人敢接触你，好像担心你身上的反动瘟疫通过语言传染给了他，被斗者也不愿主动去接触别人，怕对方给以白眼自讨没趣，也不愿意给对方添麻烦或者误会；平常称兄道弟的知心朋友，更害怕你交代出某年某月某日你与他某次谈话中曾有过某种越轨的言论。如果与你关系较好的某君划成了右派，他主动交代了你们之间某次谈话，而你却忘记了这次谈话，便会落得“不老实”三个字的评语，那年代我很害怕组织上认为我不老实，所以我说过的话和别人说过的话要反复回忆费尽思索。
团委有一位名叫傅某某的干部（唉!二十多年后我回到南充得知这位仁兄也未能光宗耀祖），他用他的政治敏感在封闭学习以前，在全国批判右派时，率先在民政科办公室的墙上，以《人民日报》那篇《这是为什么？》的社论相同的标题，为我画了一组漫画，共五幅。分别向我提了五个为什么，我也不知为什么，我现在只能回忆起其中一个为什么，那幅漫画问我：“为什么要装一台矿石收音机？”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用“我喜欢”三个字作为回答，但漫画作者的用心却十分可怕，似乎是影射我要和“敌台”取得联系，其荒唐已达到令人笑掉大牙的程度。那时我还可以回家，我把这漫画的事对胡君说了，她天真无邪地问我：“漫画把你画成什么样子？”我轻轻松松地回答她：“丑八怪，反正你看了肯定不愿嫁给我。”
两句对话证明我们对即将开展的这场斗争可能导致的悲惨结局毫无思想准备，没想到对待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可以严酷到我们想象力达不到的程度。从客观上证明我和胡君在政治上还是没有脱掉胎毛的初生儿。
也就是这位傅某某，这次他用他的聪明才智，将别人检举出来的那些我私下所说的一言半语，还有那些被别人诬陷出来的一言半语，和报上批判的右派言论进行类比，写成一张洋洋万言的大字报，贴在我的床头，其中许多话我根本回忆不起，只觉得我与检举者无冤无仇，他们不会无故伤害我，我也就承认下来。这些言论和曾经批判过的右派言论对照起来，连我自己都看自己像是一个真正的右派分子了，况且我也被没完没了的大会小会斗争折腾得精疲力尽，我也就当众承认了我是右派。
其实我承认与不承认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当领导已经圈定你是一个右派分子以后，除了等待劳教劳改二十三年后给你“改正”，不会有第二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便是自杀，也只得戴着右派帽子去见阎王，也就是那句名言所说的“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这一切是四十五年前的历史，近半个世纪的沉重岁月已艰难地走过，我变成骨灰已是指日可待的事。在回顾毁了我一生的那场运动时我要说，人的生命是那样的短促，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些神圣的名义，让不容易来到人世的人去承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对这个涉及政治和哲理的深奥问题，如果仅仅用遗憾两个字来回答，是不是太轻松了，因为世界上实实在在是没有比理想和生命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了。
同归于尽
当我承认我是右派以后，我提出要求要请假回家一趟。
领导上特意派了一位我从未见过的干部“陪同”我回家，我们所住的干部业余文化补习学校距离党校步行不过十分钟路程，这时胡君已搬到二楼，记得我和陪同者在傍晚时回到了家中。孩子被保姆抱出去了，胡君从我的颓丧的面容上似乎已看出我的大祸临门。她背朝着我坐在写字台边听着我的诉说，当我伴着一声号啕大哭说我已承认了我是右派分子时，她猛然站立起来把临窗的写字台边的笔筒、墨水哗啦啦一起掀下了楼底，随即她伏在写字台上嘤嘤地哭了起来，共同的哭声向上帝诉说的是，在由一位“权术专家”编导的一部名叫《阳谋》的大戏里，又一个家庭遭遇了灭顶之灾。
永远忘不了坐在屋中间目睹这万剑穿心的悲痛场面的陪同者，他那张冷漠无情的脸，是一张令人不寒而栗的脸。
离开房门之前，我委婉地对胡君说，目前事已至此，她可以重新考虑她的未来：“不论你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毫无怨言地接受。”
我表示认罪以后，对我的管理稍稍松了一点，可以走出房门散散步。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刚刚吃罢午饭，我看见八妹从操场那头东张西望地走过来，估计她是来找我的，便迎了上去，这时的八妹才六岁多，她红着眼对我说，姐姐哭得很伤心，又说姐姐叫我带了张条子给你，她说别让旁人看见了，我看她右手握着小拳，便故意去牵她的手，这时我手心的感觉告诉我，小手里夹有一张纸条，我趁势夹入我的手心，对八妹说，叫姐姐不要哭。因为我怕八妹来时看见我挨斗，叫她以后不要再到这里来，便让她回去了。
在厕所里，我流着眼泪读完了这张只有一句话的小字条，仿佛听见胡君在哭着念读字条上那句话：“生是张家的人，死是张家的鬼。”
事后我听说，天真幼稚的胡君在得知我划成了右派分子以后，立即向她所在的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呈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说她以朝夕相处的妻子对我的了解，可以向组织保证，张先痴决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胡君的这个类似殉情的行动，按当今已经进化了的汉语词汇来表述，无疑就叫作“顶风作案”，第二天她就成为斗争对象，就成为右派分子。我们当然被严格地“隔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