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作者和作品

《罗章龙回忆录》

罗章龙 (1896-1995),湖南浏阳人。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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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 (1896-1995),湖南浏阳人。是中共早期重要领导人。1918年与毛泽东等人发起新民学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参与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5月,在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罗章龙是中国早期劳工运动的领导,参与组织北方地区的工会,领导过陇海铁路大罢工、京汉铁路大罢工、“二·七”大罢工等,是中国工运的实力派人物。至中共“六大”一直是中央领导人,曾与陈独秀、毛泽东等共同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1930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确立了王明的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为反对危害中国革命的米夫、王明篡权,三十余名中共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被选为书记。“非委”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等因此被开除出中共。“非委”大部分成员被出卖给国民党而遭到捕杀 (著名的“上海龙华案”即为一例,其中包括著名的“左联五烈士” 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殷夫),或被中共锄奸队杀害。罗章龙辗转逃生后,改行教书治学。1978年后曾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的顾问。

罗章龙一生著述甚丰,除了在早期革命活动中所作的大量政论文外,还有学术译著、学术著作、古诗词和散文。这部回忆录于1965年基本完成。后又经过罗章龙的修订。并于晚年将文稿的出版事宜郑重委托给外孙女罗星原。《罗章龙回忆录》(原名《亢斋忆旧 — 罗章龙文存之一》)全书约80余万字是根据罗章龙先生生前定稿的回忆录《亢斋载记》、《亢斋散记》和一些零散回忆文章由整理者无文、罗星原、和罗平海编纂而成。中国的人民出版社曾抽取部分篇章,并由罗章龙先生对其中的某些内容作了增补,出版了名为《椿园载记》的回忆录约23万字于1989年内部发行。今次出版则是罗章龙先生回忆录首次全文出版。


《椿园载记》在出版时得到了罗章龙先生本人的增补、手校以及有关中共党史专家对历史事件的核实,并将罗章龙先生原稿中的以第三人称叙述改为第一人称。鉴于这种情况,《罗章龙回忆录》收入了《椿园载记》全文作为上编,将未被抽取的部分按罗章龙原稿体例收入作为中编、下编和续编。本书稿的整理情况见《整理者说明》和《后记》。


本出版社是根据整理者送交的全部文稿的电子输入文件编校这部著作的,全书忠实于原文件。上编的《椿园载记》的脚注除少量整理者的补注外,为罗章龙先生在出版时所作;中、下和续编中的所有脚注都是整理者和编者所加。整理者的脚注以“补注”标明,编者的脚注以“编者注”标明,作者自己所作的注、按、解和补充仍然按文稿原样保留在文中。整理者对原稿中“疑错字在其后加正字,并以〔 〕标出;漏字填补用〈 〉标出;衍字保留原字用[ ]标出;”的部分,本社编辑为方便读者阅读做了技术性处理,不再保留这样的标示。现文中的〔 〕为作者原文所有。对于整理者所加的内容重复的注释,本社编辑做了精简。

2005年8月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唐达成(1928─1999)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坛中具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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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达成(1928─1999)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文坛中具有重要地位。从早年因“丁、陈反党小集团”事件被清理出文坛的“文化异端”,到后来官至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成为中国文坛代表党的领导的“一把手”,1989年风波之后又黯然下台,唐达成所走过的路,折射出了中国文学界的历史发展进程。

该书以唐达成的经历和社会交往为脉络,还首次披露了许多八十年代文坛秘事。耐人寻味的是,这部书首先还是得在海外出版。

中国大陆不少接受过《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作者陈为人采访,或者对这部书先睹为快的作家、学者,对这部传记专著评价很高。这里摘录几位专家对《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的点评:


邵燕祥:给中国当代知识界提供了鉴往知来的历史明镜

“唐达成在其后半生中循规蹈矩,唯恭唯谨,如临如履,奔走周旋,忍辱负重,到头来却是骑虎难下。他不由自主,又不甘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于是有几分清醒便有几分痛苦,越清醒则越痛苦,左顾右盼,左右为难,强颜欢笑,身心交瘁。在良知的挣扎和精神的突围中,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唐达成在当代文化人中具有类型的代表性;在他身上,体现了不止一代中国读书人中相当普遍的一种宿命。这部传记以唐达成的悲剧,给中国当代知识界提供了一面鉴往知来的历史之明镜。”

注:邵燕祥:诗人,1933年生。早年以敏捷的诗才而知名;“文革”后复出,主要致力于撰写革故鼎新的杂文,具有一种绵里藏针、洞明世事的思辨力量。他更大的贡献在于舍身求真,撰述了《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挣扎实录》、《找灵魂──邵燕祥私人卷宗:1945─1976》等一系列自传性文献,为人们提供了研究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史的案例,呼应巴金先生拒绝遗忘与推卸的心声。)


丁东:透视了唐达成在几次政治运动中痛苦复杂的心路历程

“本书是当今中国大陆作家传记中少有的上乘之作。陈为人虽是唐达成生前挚友,但此传摆脱了溢美的俗套,也不满足于私人交往的回忆,而是通过大量的档案资料和大面积的口述采访,透视了唐达成在几次政治运动中痛苦而复杂的心路历程,展示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和政坛惊心动魄的长卷。”

注:丁东:学者。1951年生。现居北京。一直关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史和本世纪以来的民间思想史,并致力于中国当代民间思想的发掘和整理,打捞“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着有《冬夜长考》、《尊严无价》、《反思历史不宜迟》、《午夜反书》等。编有《世纪之交的冲撞》、《顾准日记》、《顾准寻思录》、《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王申酉文集》、《怀念李慎之》,参与编辑《老照片》文丛和三册《大学人文读本》等。间接促成了韦君宜《思痛录》、黄万里传《长河孤旅》、章诒和《最后的贵族》等着作的出版。)


谢泳: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唐达成在政治漩涡的经历内幕

“唐达成个人的经历,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唐达成长期在中国作家协会工作,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重要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从早年《文艺报》的编辑到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他经历的许多内幕,生前很少为人所知。

本书作者以记录时代为己任,客观真实地记录了唐达成在政治漩涡的经历,涉及人物众多,记录细节生动,对研究中国当代思想史和文学史都有参考价值。”

注:谢泳:学者。1961年生。现居太原,为《黄河》杂志副主编。近年致力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研究。其中最重要的两项研究:一是关于储安平和《观察》周刊,一是关于西南联大。着有《旧人旧事》、《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学人今昔》、《书生私见》、《教育在清华》、《教授当年》、《逝去的年代》、《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等。目前正在从事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工作。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最后士大夫之困惑 / 施 亮

李慎之先生称自己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以后著名经济学家盛洪曾经写过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最后一个士大夫》。他以为,从中国文化原典来释义,士大夫是传统中国人值得骄傲的名称,也是综合的概念,既包含学问,也包含人格。

最近,我读了有关唐达成先生的资料,更发现李慎之先生未必是士大夫中最后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还有一批,唐达成先生即可算得上其中者。他的丰厚学识,他的精湛书法与绘画艺术修养,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与高山流水般的情怀,都具备了一个士大夫的风骨。晚明时期,著名东林党人高攀龙提出:“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由于这样的“实念”,他们对世道人心充满了忧患意识,他们自己的思想也充满困惑与痛苦,虽然有着淑世胸襟而不甘独善其身,可是在激烈变动的时代里,他们往往遭遇进退失据的尴尬。特别是唐达成先生曾经担任过文艺界要职,他的骨子里却是书生,其最终命运注定如邵燕祥先生所言:“于是有几分清醒便有几分痛苦,越清醒则越痛苦,左顾右盼,强颜欢笑,身心交瘁,在良知的挣扎和精神的突围中,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人认为,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其实有知之士与有识之士应该截然分开的。高学历,拥有大量的学术资料,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所谓的“有知之士”;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有着深刻的批判精神,才能真正算得上“有识之士”。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下,诺诺之士众多,谔谔之士寥落,因此有识之士也必然是稀缺的。甚至,经常是有识之士收敛锋芒,从而倒退为有知之士,他们因为历经坎坷,屡受磨难,由此而知人,知世,知天命,在“识”的成分中搀杂了过多“知”的苦涩,变得有知而不愿识,有知而不敢识,有知而不能识。对于承袭了历史重负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

评论家李子云曾经说,若是写唐达成的传记,书名可以定为《从唐挚到唐达成》,其中的蕴义是意味深长的。唐挚是唐达成先生初涉文坛时的笔名,那是1957年,他在《文艺报》发表煌煌长文《烦琐公式可以指导创作吗?--与周扬同志商榷几个关于创造英雄人物的论点》,在文章中批评了当时文艺界主要负责人周扬同志的庸俗社会学与教条主义观点,气势咄咄逼人,思想锋芒锐利,在文艺理论界一鸣惊人。此文发表后,年轻的唐达成与他人笑语,这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嘴上拔牙。果然,不久反右运动来临,唐达成也因此文而获罪,被打成了右派。他被遣送农场劳改,以后调到《中国文学》编辑部极短暂一段时间,又由于奉命参加大连会议担任记录,让领导毫不留情地驱逐出京门,流放到山西。在山西太钢的那些岁月,唐达成先生的好友陈为人回忆,他在工厂的宣传队里写过快板、对口词,也凑数上台演个八大金刚什么的,较多的时候在行政科,“去卖他那无穷无尽、永远也卖不完的粉条、土豆。”汪曾祺先生编过一本作家谈吃的书《知味集》,他以为作家应是“知味”之人,既知美味,亦知世味。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末一句是:“中国的豆腐最好吃,世界第一!”蕴籍了极丰富复杂的感情,是饱尝世味之人才能说出来的。可以说,唐达成先生身经二十余年的磨难,也从一个锋芒毕露的有识之士转变成深知世味的有知之士了。

陈为人先生称,从唐挚到唐达成,是一个“分成两瓣的子爵。”因为做为一个批评家,应该具有不断批判社会和进行自我批判的精神。前者则较多属于唐挚,后者则较多属于唐达成。如果把他浑然截为两段的话,前一段为唐挚,代表作是那一篇批评周扬的文章;后一段是唐达成,代表作是他参与写作的那一篇《论<苦恋>的错误倾向》。这篇文章声名赫赫,是修改了多遍,经过许多领导同志审定后才发表在《文艺报》上的。或许,将他的人生截为两段之说,毋宁说是唐达成的两个时代,一个是发挥着“识”的时代,一个是积累着“知”的时代,而“知”的时代未必没有“识”,这种“识”更多的则是难言之隐。唐达成先生曾说:“克尔恺郭尔有一句名言:‘一种人是因为要做自己而痛苦;一种人是因为不要做自己而痛苦。’我是两种痛苦都在经受。”这一句话,真正道出了一个中国士大夫充满困惑的不尽之意。

胡耀邦同志深受广大文艺工作者爱戴,可以说是中国知识界最诚挚的朋友。他主张“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政策,使得国内文艺界一段时期内形成了较为民主与活跃的气氛,开始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越来越不得人心的做法。1984年底,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出席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胡启立同志代表党中央致词,会场爆发一阵阵热烈掌声,充分证明这次会议是大得人心的。可是,据说以后却由此引发了“好得很”与“糟得很”这两种极端评价,围绕此问题又连续出现一连串事件,如京西宾馆风波,一位文艺界领导人受批评等等。这时,唐达成先生走上了中国作协党组负责人岗位,不可避免卷入时代的政治漩涡中。《周礼》云:“坐而论道,谓之三公;论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也就是说,真正士大夫的使命不仅是论道,而且要身体力行地行道。唐达成先生努力推行“三宽”之道,要比推行阶级斗争之道,更艰难百倍。他所处的环境未必都是宽松的,而上级领导则未必尽是宽厚之人,下属也未必全是宽容之辈。邵燕祥先生描绘他此时的处境是“循规蹈矩,唯恭唯谨,如临如履,奔走周旋,忍辱负重”,这二十个字道尽了他后半生内心世界的矛盾与痛苦。可他仍以最大努力释放着自己的仁厚与善意,作家梁晓声充分感受到这种情谊,他描写唐达成的握手,一只手握在他的手上,另一只手也扣过来,使劲拍一拍,使被握手的人心中倏然一热。还有,他那永远的微笑,唐达成曾经以“微笑”为题目写过一文,认为在以斗为纲的岁月,见到的只会是铁青的脸,凶狠的脸,机诈的脸,而不会有微笑的脸。他自己正是试图改变这一不正常的现象。王安石有诗云:“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

唐达成先生还企图尽力改变文艺界浓厚的“官本位”氛围。他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上级部门将他的级别确定为正部级,他却要求只将自己定成副部级,理由是一些受尊敬的老前辈才是副部级,他怎么好意思越居他们?这种真诚的举动,大概会被后世人认作是“迂阔”的。他毕竟是书生。这里面可能也有着士大夫的旨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但是,他自己所处的位置又注定了他的尴尬,他的寂寥,他难以实现所向往的精神境界。他的朋友评论家陈丹晨先生叙述的一件事饶有趣味:一次,唐达成与陈丹晨及另一作家赴机场,,由于唐达成未带身份证,被工作人员阻拦。那个作家说一句,你还是人大主席团成员,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呢。一句话点悟了他,他就向工作人员大发雷霆,怎么劝也劝不住。这件小事甚为精彩地刻划出唐达成先生的双重性格。如陈丹晨先生所评论,唐达成自己或许没有官架子意识,但他处在“官本位”的浓厚社会氛围中,必然会有人按照世俗习惯不断提醒他。在时时刻刻这种意识的“围城”中,他哪里能做到成功的精神突围呢?他即使有欲立、欲达的愿望,又如何能做到真正的立人、达人呢?

一位文学界的老人曾经对我叹息道:现在的文坛就像北京胡同的大杂院!使我联想起文革动乱后期,我家从五七干校回北京,不得不从原来小独院搬进另一个大杂院,领略了大杂院里那种庸俗、喧嚣的景象。那时正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使专政思想渗透入最基层,每个大杂院被命名为“向阳院”,还推举了院长。可是,大杂院依旧每隔三、五日必有一场吵架甚至打架,起因大都是张家两根黄瓜不见了,王家偷走我们三根葱,李家一块蜂窝煤被踩坏了,而这些黄瓜、葱与蜂窝煤的问题,顺应着政治气候,双方又能诠释为阶级斗争问题,路线斗争问题。再观之上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与“向阳院”又何其相似!唐达成先生却辛辛苦苦地担任着这个“向阳院”的院长。他殚精竭虑地调解一场又一场纠纷,这个“板块”与那个“板块”的冲突,这个思想与那个理论的矛盾,这个作家与那个作家的论战,其实质又与两根黄瓜、三根葱和一块蜂窝煤的争端有什么区别呢?

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所出现的《无冕之皇》事件,曾经引出当时文坛一场小风波。说实在话,我不喜欢冠之于“纪实小说”的这篇作品,阅读后它给我以狭促、卑琐的感觉。作者揭露文坛中诸多阴私,描绘出各式作家的一幅芸芸众生图,展示出文人们复杂品格的阴暗面,这是应该的。但是,作者所关注的并不是更深层的问题:譬如,是怎样的文艺体制弊端才产生这些林林总总的怪异现象?作家们思想品格的沦落又会给整个社会以什么样的影响?等等。相反,作者所玩味所欣赏的,仍然是那个扰扰攘攘大杂院里的黄瓜、葱和蜂窝煤之争!而且,作者也自觉不自觉地加入其中。遗憾的是,唐达成先生处理这个事件时,未能采用冷静、理智的态度平息这场风波,而是试图采用行政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反而引起更为复杂纷纭的人际关系方面的矛盾。由于历史的作弄,他几乎也失陷于体制所布入的迷圈之中。设若真正地行使了自己手中的权力而整人,那么,他曾经极力想推而行之的“三宽”之道岂不是被抛弃了?难道,他的宽松、宽厚、宽容仅只对自己的朋友而言,对批评者却不过只是幌子吗?更为尴尬的,他那时可就彻底成为一个“向阳院”的院长,而不再是“士大夫”了。这又是巨大的困惑。唐达成先生痛苦地感叹: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作家刘心武深刻地阐释这个困惑说:“唐达成背负着一个历史的重负,一个大格局下形成的定势,很大的格局形成了他们双方共同的命运。双方都是,共同背负着历史形成的格局……唐达成是一个结局。一个权力与文学关系的终结。”确实如此,文艺界曾经充满了各种互相对立的理论,互相对立的宗派,数不清的两根黄瓜、三根葱和一块蜂窝煤的争执。但是,历史前进的脚步,只轻轻踢一脚,就把它们都踢到一边了。正如刘心武先生所说,由于体制改革的深化,如今的作协不再具有权力机构的性质,而且必将被民间化,淡化,远化,小化,成为真正的群众团体。作家也只好搬出“向阳院”了,居住进时代所营造的“小单元”里。其实,“这是文学功能的还原。”

《书屋》曾经刊登一文《中国作家为何缺乏思想?》,由我所见,提出此问题的文章已经不只一篇了,大都是感叹因为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商业化道路的选择,作家们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开始崩溃,因而他们向“功利之神”倒身相拜,失去思想依傍,走上了媚俗的道路。其实,这只是现象。提问之人并未看出这个现象的背后,许多当代作家们所面临的巨大、深刻与复杂的思想困惑。唐达成先生在文坛五十余年的经历,也就体现了这种巨大、深刻与复杂的思想困惑。时代的风云变幻,成为他个人命运跌宕起伏的大背景,亦是其困惑的缘由。由于他士大夫的天真性格,他的一生缠绕着数不清的困惑,难以认清时势的诡谲莫测,孤立无依,徘徊歧路,内心灵魂充满了被煎熬的痛苦,只好踉踉跄跄在困惑中求索。他晚年在困惑中反省自己,努力挣脱思想桎梏,感时忧国的情思更加炽热,更没有放弃一己的社会关怀,所以才“为了社会的良知,剖开自己的胸膛”,已近夕阳之年,又迸发出更加璀璨明亮的光芒。唐达成先生后期的诗文,尤其体现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也是“最后士大夫”困惑与寻求之苦吟。他的形象,犹如孔子所言,是“志于道”的士,是“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的士,亦是孟子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我个人以为,这种传统的士的精神能否延续,也关系到中国文学能否延续的问题。

2000年9月在全国政协礼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发表演讲,认为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有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即感时忧国的使命感。他说,进一步研究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后,更深刻地感到了这种责任感与使命感的连续性。大江健三郎的这番话值得深思。实质上,感时忧国的使命感正是中国文学的深远传统,不仅近现代文学是这样,古典文学也是如此。唐达成先生分析李白诗歌产生的原因是“蚌病成珠”,他认为:“命运的蹉跎,心灵的煎熬,这些尖锐而深刻的矛盾,构造了伟大诗人创造力的心理基础和内在动因。现实与理想一刻也不停息的冲突,成为李白创作那些‘惊天地、泣鬼神’作品的不竭源泉。”诚哉斯言!文学是人学,亦是人的灵魂之学,倘若失去了其中的人文精神,失去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就只能变成一堆轻飘飘的泡沫。

面对波涛汹涌之时代大潮,我们不禁带有黯然之色地发出疑问:唐达成等一代文人就已经是“最后士大夫”吗?他们的困惑可否就是最后的困惑吗?那么,再反躬自省,扪心而问:我们的困惑又是什么呢?或许就是干脆没有困惑了吧?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熙熙攘攘美女靓男的轻歌曼舞之中,我们还有一点儿思想么?大概,我们将无奈地眼睁睁看着遮天盖地的“伪文化”洪水,彻底淹没掉我们的文化人间。



好人唐达成的痛苦灵魂 --读《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岑 岚

1999年,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唐达成因病逝世之后,“好人”,是几乎所有知道他的人--不管是曾经赞赏他或者反对他的人,喜欢他或者对他有意见的人,名人还是无名之人,全都出人意料地、异口同声地如此称呼他。报刊上出现许多怀念文章,《好人达成,还在我们中间》、《文坛上一个好人去了》、《哭好人达成》、《好人达成,你走好》……诸如此类的文章标题,比比皆是。

按说,人生一世,能得到一个“好人”的评价也算不错。可他的家人,还有一些非常了解他的朋友却对此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觉得这许多的“好人”用在唐达成身上其实并不都是褒义词。中国的语言表达就是这样模糊和含蓄,用的是同一个词“好人”,里面所包含的意思却复杂深邃,褒贬不一,抑扬难辩,语未尽,意未休。

谁都知道由于中国文坛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是时时风云变幻,处处激流险滩。“好人”唐达成在中国文坛的风雨五十年历程,真是历尽艰难险阻,而又充满悲喜交集的戏剧性变化。他曾是一个因挑战文艺理论权威周扬而崭露头角而获罪的青年斗士;一个反右运动中检讨真话的痛苦灵魂;一个沉没社会底层二十年等待戈多(盼望回到文坛)的夜行人……最终,他等到了回归文坛的那天,又一步步地登上了文坛的最高位(表面的),卷进了文坛的激流漩涡中心。在政治、文学、党性、宗派、良心、理智、感情的冲撞、挤压下,几十年来一次次地,他为做自己而煎熬,为不做自己而痛苦。类似唐达成经历的中国知识分子千千万万,他们中有多少人体会到这种人格分裂的内心痛苦?其他的人呢?同时代的,后时代的,又有多少人能了解、理解和体谅唐达成似的这种痛入骨髓的灵魂煎熬?难道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代代注定要承受这样灵魂煎熬的痛苦吗?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的作者陈为人曾经是唐达成落难时的忘年交朋友,不但与唐达成本人,与他的家人也有很密切的交往。但这本传记并不仅仅是为老朋友树碑立传,歌功颂德。陈为人以学者的严肃严谨来写这本书。为得到第一手资料,他采访了许多相关的人,他们是一长串闪光的名字:张光年、王蒙、张锲、从维熙、林斤澜、刘心武、邵燕祥、梁晓声、谢永旺、陈丹晨、束沛德、梅朵、古鉴兹、张凤珠……;还有贺敬之、马烽、玛拉沁夫、牛汉、侯敏泽、杨子敏……。他还做了许多细致的研究和调查:查阅档案、文件,阅读史料、手稿、笔记、书信、日记,研读唐达成和相关人的文章和书籍。他以极大的勇气,秉笔直书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史实,如实记录下人们对唐达成的印象和看法,同时也客观地作出自己的评价,坦率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书中有许多富有哲理的思绪,充满睿智的警句,有的来自被采访者的一语中的,有的来自传主本人的精辟论断,还有的出于作者自己的独特感悟和思考。而更多的是让人感动,让人唏嘘,让人叹气的事实叙述;也让人思索,让人警醒,甚至让人疼痛的精彩评点。例如一个事件,不同的当事人处于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看法,陈为人把多方位的视角呈现给读者,在这些纷繁的过程和叙述中找到可以参照的线索,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如果收集到的证据不足以作出判断,那么,就留给人们自己去分析、去思索。可以说,在此之前,中国大陆还没有过一本这样几乎没有避讳的现当代人物传记――不仅对涉及到传主唐达成及其家人的事情没有避讳,对涉及到其他文学界名人的历史真实也同样指名道姓地不避讳。我所说的“不避讳”是把历史真实郑重地端在桌面上的坦坦荡荡,不惧风险;而绝不是类似“狗仔队”专门窥人隐私的捕风捉影,肆意媚俗。陈为人把唐达成放回了他曾经所处的时代风云之中,力求展现给人们一个真正的唐达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悲有喜,有心有情,有思想有个性,有缺点有局限也有遗憾的唐达成。应该说陈为人的努力是达到了目的,他的笔下再现了唐达成“这一个”的人生独特性。

陈为人在该书的前言中说:唐达成“个人的命运与中国文坛的大事件相交织,其沉浮沧桑,无不折射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走向。”“由于唐达成所处位置,他与文学史上每一阶段的风云人物都是零距离接触。他与周扬、丁玲;与张光年、贺敬之;与王蒙、马烽、玛拉沁夫、梁晓声、唐因、鲍昌等等一长串当代中国文坛的精英,形成的错综迷离的人际交往,构成了当年风云起伏的中国文坛现状。同时,由于上个世纪后五十年间,中国文坛政治与文艺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亲密结缘,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在政治场上的沉浮,又成为唐达成命运跌宕的大背景。唐达成生命活动的舞台,已超越了文坛狭义框架;唐达成的个人传记,展现的是中国文坛上个世纪后五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

读过这本书,我以为上面这段话的确不夸张。唐达成在中国文坛所处的位置使得他个人历史的重要部分已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写他的传记,毫无疑问要牵涉到许多敏感的事件和人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不光浓墨重彩地描画了唐达成的文学生涯,也顺便勾勒了中国文坛几十年的众生相。

读此书,痛快淋漓地回顾当年的那些人和事,不由人不感叹,不由人不悲切,不由人不困惑,可也忍不住地想发笑,想大呼荒唐、荒诞。此书确实是本好书,值得一读,但是读时和读后,都未免感到太沉重了,即使是感到好笑时的笑都是沉重的。不知是历史沉重?政治沉重?还是文学沉重?人生沉重?


《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的作者和出版一年后......../ 王笑梅

《唐达成文坛风雨50年》在美国出版已一年。这部被读者誉为“大书”的传记在这一年里深受国内文坛瞩目,反馈和评论不绝于耳。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深感有必要将这部传记的出版故事和有关评论整理发表,回馈海内外读者。

  酝酿出版《唐达成文坛风雨50年》还得从2004年秋说起。当时我从国内一位前辈那里得到一部唐达成传记书稿,叫《从唐挚到唐达成》,作者是山西的一位作家,叫陈为人。并被告知北京的一家出版社已经在编辑文稿,准备经过删除一些敏感的内容后予以出版,删除的篇幅大约15%到20%,因此作者希望在国外同时出版无删节中文版。孤陋寡闻的我既不知道唐达成何许人,也不知陈为人何许人。前辈耐心介绍说唐达成曾是作协党组书记,50年代曾经以唐挚为笔名写作文艺理论文章挑战周扬而名声大震,后来屡经坎坷,他的职位使他身陷文坛风浪的中心漩涡,其经历本身就是一部新中国文学史。而陈为人是唐达成在被放逐山西时的忘年交。这位前辈向我力荐此书,称之为“目前传记中少有的上乘之作”。而我还没有读完“引子”,就被深深吸引,庆幸世上出了一个优秀作者,我们出版社得到了一部好书。

  在编辑这部书的过程中,逐渐地了解了该著作的撰写过程。陈为人在2002年第六期《黄河》杂志发表了《唐达成三周年祭》。看到这篇文章,唐达成的遗孀马中行说“感到了心灵的震撼”。许多看了此文的文坛中人,也纷纷建议“写唐达成传非此人莫属”。于是当年的12月中旬陈为人赴京和唐家商议作传的事,陈为人明确对马中行说,如果让我写,一定要允许我写一个真实的唐达成。写出他人性的弱点和历史的局限,我认为这样才有价值。如果仅仅为了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我人轻言微无法胜任,那还是找一个一言九鼎之人来说颂扬的话,这种评价才有份量。唐达成的妻儿马中行和唐大年不仅同意而且也全力支持陈为人“还历史一个真实的唐达成”。陈为人有二十多天的时间,在唐达成永定门的寓所翻箱倒柜,无一遗漏地获得了一切与唐达成有关的资料。然后三下上海,四上北京,进行了为期五个月的采访,他既访问那些唐达成的友人,也访问那些与唐达成有过冲突的人,采访人数达70多人,收集了近二百个小时的录音。从2003年6月10开始动笔,到2004年9月定稿。前后不到一年半,可谓一气呵成。唐达成虽不似王蒙等由名作家晋升文坛高官的文人那样有名气,但文名、官阶不是关键,唐达成的意义在于他的职位使他处于文坛政治风浪的漩涡中心,这样一来他就不是一位无关痛痒的人物,因此许多人拭目以待,竟至撰写后由于涉及很多敏感事件引发了一串串“忌讳风波”。我很希望在不久以后陈为人先生也能将这些风波写出,再为历史增添颜色。

2005年1月,溪流出版社在美国出版了无删节中文简体版的唐达成传记《唐达成文坛风雨50年》( 见溪流出版社网页和有关书讯)。改书名主要是出版社为海外读者考虑,用了这样一个更为直观的书名。其实了解了这50年的文坛和唐达成其人其事,就不难体会到原书名《从唐挚到唐达成》的深刻含义。

  不久之后这部传记的溪流版陆续传回中国大陆,引得圈内人士热读。对过去的文坛领导陌生的人们,读着唐达成悲剧命运,不仅认识了当代文坛政坛的错综复杂恶相环生,也认识了一个儒雅正直委曲求全的文人墨客唐达成;作为熟悉唐达成的文坛故人,更是受到触动甚至共鸣;而名不见经传的作家陈为人,以他的厚积薄发、洞见深思和秉笔直书,活生生地呈现了一部新中国文艺史和一个文人的心灵史,令大陆文坛刮目相看。据悉国内已有多家出版社表示了兴趣,但遗憾的是至今仍未有国内版问世。

  《唐达成文坛风雨50年》披露了文坛恩怨和新时期文艺政策出笼真相,涉及众多文人和官员,作者为作此传亲自采访了其中很多人。该书出版后,书中涉及的多位人物,如贺敬之、陈丹晨、刘锡诚、丛维熙、谢永旺、玛拉沁夫、牛汉、束沛德、柯岩都纷纷做出反应和评论,他们几乎是唐达成的同代人、甚至是同一个领导班子中的同事。


《云天孤雁待春还 ——李锐1975-1979家信集》

李锐是个命运多舛的职业革命家,中共阵营里严肃深刻的反思者和反叛者;李锐更是一位历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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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天孤雁待春还 ——李锐1975-1979家信集》序 / 朱 正

李锐更是一位历史家。20世纪的史学名著,能够和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这几本并列的中国史乘,不能不数到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了,这已经为中外学术界公认。就是他另外一些著作,像《大跃进亲历记》和毛泽东传记,也必将传世。

应该说,李锐是有做一个历史家的自觉的。就在收在这本书中他写的一些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例如,1977年5月7日他写给外甥女的信中,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他说:

将来,若干年后,这一段史无前例的惊心动魄的历史,相信会有人如实写出来的。……我当时就有一种“历史家”的本能感,很想将全部有关文字材料都搜集起来,可惜办不到。当时的许多预见,后来是以更意外的发展证实了的。

同年6月12日他在写给二姐的信中,谈他读过刚出版的《毛译东选集》第五卷之后的感想,他说:

五卷已读毕,拟再重点细读。他的想法、构思过程,我似乎是那样清楚感觉到。五九年一跌风波,十八年噩梦,终究是有代价的。这个代价也不是一般人(包括你们在内)能获得的。即我能透彻了解、理解当代历史的关节之处。亲身经历过一次重大关节,如此深刻,因此其他发生的一切,就不迷惑了。能够“解完世上惑和迷”。

1978年1月20日他给二姐的信中说:“四人帮的罪恶、法西斯暴行,应当让子孙万代永远记住。”这对于使后世不再重演这样的悲剧是绝对必要的。正是这样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迫使他不能不写,不能不这样写,才使他成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家的吧。

这只是一本家书集,并不是精心结撰的著作,可是其中不时可以见到作者的史识和史才。那些反映重要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零星史料和史料线索,就更是随处可见了。例如他同周恩来的交往,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粉碎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等等等等。研究这几十年历史的人,都可以从其中找到材料,得到启发。


这本书的最大特色,毕竟是家书。和他通信的,是他的两个胞姐,后来又加上女儿南央。家书就是家书,读者从这些通信中可以更清楚更具体地了解他的家庭和家史,更不能不为其中所流露的亲情深深感动。亲人就是亲人。她们从一切方面关心他,在生活上,给他寄药品,寄食品。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物资匮乏,许多食品都是凭票证定量供应,一人一份,什么粮票、油票、肉票、糖票……五花八门,不可胜数。只有自己不吃,省下来才能寄给别人的。这种困难情形,今天的读者已经无法想象了。明白了这些,就更知道这一个个的食品包裹来之不易,更知道这包裹中所包含的感情的分量。在事业上,不断给他找所要的书,不断给他寄写书用的稿纸,可是同时又为他的写作和发表作品提心吊胆,深怕惹出节外生枝的麻烦来。在政治上,为他的早日得到平反想各种主意,找各种关系疏通,奔走呼号。为了这事,南央甚至冒冒失失跑到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家中去了,向胡耀邦当面陈情。虽说当时她并不知道这个同她谈话的和气的老者就是她要找的胡耀邦。1978年6月21日她写给大姑姑的信中叙述了刚才去胡家的经过,虽说写得极为简略,寥寥几笔,就把胡耀邦的风貌生动地刻画出来了,把这位组织部长愿意尽心帮助这些受冤屈的干部和他们子女的态度都表现出来了。

说到了南央,她是这本书的编者。趁此就讲一讲他们父女的关系。本书的读者大约都知道,李锐政治上的厄运是同他家庭的变故纠缠在一起的。他们父女中断联系已经有多年了。1976年11月12日李锐在给二姐的复信中说道:“我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所有的外甥都是我的孩子。”这话说得真是够令人伤感的。可是,这时他并不知道,至少,女儿南央也在想念父亲。她是从自己对世事的观察和思考中逐渐认识自己的父亲的,认识到了横加在父亲头上的种种恶名全都是颠倒是非。1978年5月11日,她在写给大姑姑的信中说:“我得到一份大学印刷的庐山会议文件,第一次看到彭德怀的‘反党万言书’,不禁呆了:‘呀!这就是反党!’也是生平第一次替爸爸想不通了。难道爸爸就是这样的反党分子!”这年4月21日,南央给父亲寄去了分别十年之后的第一封信。这封信不但反映了亲子之间的挚爱的天性,更重要的,是反映出了一个觉醒的青年对为真理而受难的前辈的崇敬、爱戴和信任。这信中说:

我没有因为自己的不白之冤而痛恨你这个造成我不幸的父亲,反而使我认清造成我痛苦的是那些貌似革命,实则破坏革命的混蛋!并促使我渐渐产生了思念爸爸的感情。我今天叫你爸爸,也许又会有被那些极“左”分子斗争的一天。但是现在我可不怕了,我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些年,你与亲人们不通消息,精神上的痛苦我是能想象的。我有时想到你尚且难过,更何况你孤身一人,又无人信任,无人关心。如果你的问题有一天能得到解决,哪怕不能解决,但是允许你自由行动,自寻安度晚年的地方,你一定到我——你的女儿这里来。我和林卫东已商量好,一定要使你的晚年有欢乐,有幸福。我们不寻求什么辉煌的前程,只求做个正直的、真正对祖国、对人民有用的人。也要对得起自己的亲人。

这封信给父亲的激动就不用说了。他写给“我的亲爱的女儿”长长的复信,也是十分动人的。这几封来往信件,都可以在书中看到,这篇序言里就不多引用了。这里只引7月18日信中的一段,他建议女儿把自己的经历写下来:

现在也可对你出个题目:十年回忆,那些值得记述的个人的(也包括别人的即听来的)经历,想起来难免引起一点激动的东西,当然,应当是积极意义的,健康的东西,可以立此存照——当做镜子看看的,也就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从这样一个具体的人的经历反映这个剧变的时代,可作为个人一生的史料,也可作为时代的史料,所谓从一滴水也可见到太阳。不知你有无兴趣。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也颇有典型的意义。

这段话,也可以看做一位史家对后辈的嘱托。南央不负所托,这些年来写作甚勤,并且也已经颇有影响。此外,她不但自己写,还把父亲的文稿、日记、书信等等陆续整理出版。现在这一本就是一项新的成果。

南央所编《父母昨日书》在境外出版的时候,嘱我写了一篇序言。我在那序言的末尾说:“这是一本足以显出自身价值的书,任何序言其实都是不必要的。”这本书也是一样,因此,我想把这两句话移过来结束这篇小序。

2005年10月29日于北京


《北斗七星 - 沈祖棻的文学生涯》

沈祖棻, 当代著名女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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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祖棻――中国文学史天空上的一颗亮星 / 岑岚

沈祖棻这个名字,是中国文学史的天空上闪烁的群星中光辉耀眼的一颗,可大多数人却因为长久地被引导着只看往一个方向而忽略了她的灿烂光华。

沈祖棻(1909-1977)是一位诗人、作家、学者、教授,她的经历是那么曲折艰难,那么让人感慨惋惜!请读一读《北斗七星――沈祖棻的文学生涯》(溪流出版社最新出版,www.fellowspress.com),该书是迄今为止海内外出版的第一本系统论述和研究沈祖棻的生平、作品、学术成就和教学成果的专著。

今年已八十一岁高龄的章子仲先生1923年8月27日生于武汉,1948年毕业于前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在抗日战争后期受业于被誉为“昔日赵李今程沈”的沈祖棻和程千帆夫妇。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还曾旅居美国十年。章子仲先生既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为基础,又具与年轻一代融汇相通的灵犀。《北斗七星――沈祖棻的文学生涯》一书虽是学术专著,文笔却如文学作品般优美。她用诗的语言,文的深刻,字里行间滚动的激情,还有插上想象力的翅膀,引领读者飞上九霄,去欣赏沈祖棻的烨烨星光。

沈祖棻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她有着深厚的中华文化蕴积。

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一辈即精于书法,与近代名士吴昌硕、朱孝臧常有往来。她从小受到良好基础教育,除学习一般的国语、英语、算术等课程外,还学过山水国画、西洋画和苏州的刺绣,小小年纪就能在家庭的赏月联句时吟成五言排律。

她上的是名牌大学――当时的全国最高学府南京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又考入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是当时有名的才女,也是中国大学早期培养的少数女研究生中的一位。她的老师们是国学大师的阵容,几乎每一位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和知名教授,而他们的名字在被厚尘掩没了多年后现在也一个个地重现了原有的光辉。他们是:黄侃(季刚)、汪东(旭初)、吴梅(矍安)、汪国垣(辟疆)、胡光炜(小石)、胡俊(翔冬)、商承祚(锡永)、刘国钧(衡如)、刘继宣等。

沈祖棻的作品不是没有创新,没有影响,曾经得到许多名家的高度评价和读者的热爱。

还是个中学生时,她就发表过小说、散文,还得过奖。她写历史小说、新诗,是“青年家脱颖而出,生气勃勃地登上文坛中” (《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年―1937年第五集的《编后记》)的一个。她的历史小说《辩才禅师》与老舍的名篇《月牙儿》等同列于《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年――1937年第五集中,她的新诗集《微波辞》也于1940年在重庆出版,其中的一些篇章还被谱成歌曲传唱。

她更以词人闻名。当学生时填的一首《浣溪沙》,因其中显现出忧国情怀和杰出才华,受到大师们的称赏,一句“有斜阳处有春愁”而被人称为“沈斜阳”。在抗日战争的鼙鼓声中揭开扉页的四百首《涉江词》更是现代词作的精品,从形式的运用发展到内容的广泛深刻无不创新,再加上她与宋代女诗人李清照几乎相同的国破家亡,流离失所的境遇,从而被方家视为“当代李清照”!

晚年的她在古体诗歌创作上又独树一帜,历经磨难的“涉江人”又蘸着最后的心血写作了《涉江诗》。

沈祖棻是作家、诗人,也是学者、教授。

她曾在多所大学任教。多少学生痴迷于她的讲课,多少年后回忆起来也难以忘怀。她的论文、专著,不仅以知人论世的方法,介绍文学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潮流,更有发前人所未发的细致分析。她也是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的高手。读她的《宋词赏析》、《唐人七绝浅释》,过去不懂古诗词的人会被轻松地领进门,本来就爱诗词者的领悟力会更上一层楼。如今,甚至中学课本里也收入了她赏析古诗词的篇章。

沈祖棻的诗词与其它作品,她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成果,都应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也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中华文化的遗产精华。可是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好像对此视而不见,忽略而不谈。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过去被称为鸳鸯蝴蝶派的,专写言情作品的作家,甚至汉奸文人的作品都一阵阵地翻出来热闹了一番,而充满忧国忧民之情怀,又具有高度艺术欣赏价值的沈祖棻的作品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仍然遭受某种冷遇,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甚至不平!难道她的作品以古体形式为主是一个正当理由吗?难道她已离开人世也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吗?而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论调更是没有道理。近年来,沈祖棻的作品单行本、选集和她的《宋词赏析》、《唐人七绝浅释》等其它著作一出再出,一印再印,有的印数达到几十万册,充分证明了她的读者群的广泛和作品的魅力。

沈祖棻作品、学问和人格的光华将永远存在,昔日忽略了的,今日应受到瞩目。当我们抬头仰望中国文学史的天空时,顺着北斗七星永远指向的中华文化精华,你将很容易找到沈祖棻――那明亮诸星中的一颗!


为了闪烁的星河 --章子仲《北斗七星――沈祖棻的文学生涯》读后 / 恒禾

(一)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见到了由美国溪流出版社出的一本新书。书的封面是一片深邃的星空,衬托着明亮的北斗星。在这样引人遐思的背景上,镶嵌着一张黑白旧照片。一个秀气的年轻女子,微含笑意的双眸炯炯有神,仿佛注视着无限深远的星空,又仿佛是在与读者亲切对话。她是谁呢?我的视线落在了书名上:《北斗七星――沈祖棻的文学生涯》 。


  沈祖棻,我心跳一下子加快了。这是一个多么熟悉的名字啊!1978年初,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从工厂进了大学,如愿以偿坐进了中文系的教室,被压抑多年的求知欲一下子得以释放,那份欣喜和快慰真的难以言表。那时修古典文学课,读唐诗、宋词、元曲,学的都很投入。同学间也暗暗地较着劲,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能把数千年的诗词典籍一下子都熟读得倒背如流。记不清多少个清晨,多少个黄昏,我漫步在校园的林荫小道上背古诗词。也许是性情使然,在唐诗、宋词、元曲等诸多精品中,我自己更喜欢宋词,尤其是以柳永和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的词。那时给我们上宋词的张文潜老师大约五、六十岁,很有学者气质,听说她对《红楼梦》颇有研究,不仅课讲得好,且有清雅的仪表,讲着悦耳的苏白普通话,很多同学都喜欢上她的课。


  由于这样的原因,我对宋词课就更加偏爱了。也就是在宋词课上,我第一次听到了沈祖棻这个名字,进而知道沈祖棻是和宋词连在一起的。正如老师在课上说的,要读懂宋词,不能不读沈祖棻的文章。于是,那时的我泡在学校图书馆的报刊阅览室,在旧报刊杂志上,无数次地寻找过这个名字,几乎读遍了从旧报刊杂志上能搜索到的所有沈祖棻写的文章,一笔一划地作卡片,摘录过不少沈祖棻赏析宋词的精妙之言。那时我和好些同学都很崇拜沈祖棻,特别钦佩她善于用优美清丽的文字,细致入微、深入浅出地将自己的学术见解传达出来,每每道出新意,却没有牵强附会、矫揉造作之态。我还特别想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会把宋词剖析得那般细致准确,透彻流动着灵气,美妙不失韵味?闲谈中,我们对沈祖棻是一个大学教师的看法,似乎都没有异议,性别以名字为线索去猜,说到年龄则各有己见。至于对她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则一无所知。可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我居然会读到这样一本书,一本全面介绍沈祖棻的书。真是太意外,太高兴了!


  是谁写了这本让我惊喜的书呢?我的视线落在了作者的名字上。是她--章子仲先生,我在美国认识的一位很有个性,颇有魅力的长者。作者在“后记-海归幸事”中,提到自己曾经去国离家十年,而我就是在这期间与她相识的。那时她已经七十多岁了,还常常与我们这些晚辈一起踏青、野餐、郊游,身矫体健,精力充沛。尤其让我倾佩的是--她对生活充满热情,对新事物充满兴趣,对大自然充满爱心。而她乐观开朗的性格,幽默风趣的谈吐,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以致于后来她回国后,每有聚会我都会想起她。想起她曾经带给我们那么多的笑声,那么多有趣的话题。现在,几年不见,八十多高龄的她居然完成了这样一本学术新著,实实在在又给了我一个惊奇。


  因为传记的主角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宋词研究权威;又因为作者是自己尊敬的一位长辈;所以我是迫不及待地要读这本书。

(二)


  仔细看着扉页后面沈祖棻不同时期的三幅照片,觉得很亲切。虽然我无缘见到这位崇敬已久的学者,但照片上的她,正如我曾在心中无数次勾勒描绘的那样:典雅秀美、清纯朴实。时光的流逝,在她的眉宇间刻下了岁月的痕迹;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那可亲自然的微笑却没有变。面对那样的眼神和笑意,谁能不心生感动!


  开始读这本书之前,我生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作者用“北斗七星”作为书名?沈祖棻和“北斗七星”之间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吗?在开篇“前言-北斗七星”中,我找到了答案。是的,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史喻为一条长长的、璀灿的星河,那么无数有成就的作家、诗人、词人、戏曲家、学者,就是这条星河中无数闪光的星星。每颗星都有自己的位置,自己的星光。阳光明媚的日子,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群星闪烁,星河流动;乌云密布的时候,人们则看不见群星的光辉,璀灿的星河也就暗淡无光,甚至出现断流。很感谢章子仲先生写了一本好书。在书中,她引导我们在中国文学的长长星河中去寻找沈祖棻独特、明亮的星光。


  为了更准确地勾勒出沈祖棻生活、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全貌,作者还简洁明了地绘制出沈祖棻生平足迹的示意图。翻阅书中一张张具有史料价值的图片,仿佛跟随着作者一起漫游,从苏州大石头巷故居的小楼,到上海弄堂的中学;从南京中央大学的教学楼,到金陵文学院的学生宿舍;从安徽屯溪的老街,到战乱中“日日有敌机来轰炸”的雾山城重庆;从四川边陲小城雅安,到抗战时期的乐山国立武汉大学;从成都的“望江楼”,到战乱后迁回武昌珞珈山的武汉大学;从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到武大特二区的小楼,再到九区码头那废弃已久的旧司机小屋;一个真实的、生动的、完整的沈祖棻超越了时空的局限清晰地向我走来。就这样,我认识了她--一个聪慧秀气,“小小年记就能足成五言排律”的苏州才女;一个早露文学才华、学生时代就令当时好些文学大师“大为惊奇”的女学生;一段佳话的主角“出当代大师之门,为世间才子之妇”的现代李清照;一个在战乱中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受尽贫困和病痛折磨,依然醉心于诗词创作的痴情人;一个关心时事、忧国忧民,以“游仙”和“讽喻”来针贬时弊的勇敢斗士;一个气质不凡、吴音悦耳、授课生动,深受学子们爱戴的好老师;一个学业精深、见解独到、善于“发幽阐微”的优秀学者;一个意志坚定、人品高洁、淡泊明志的正直知识分子。

(三)


  真的很痛心,象沈祖棻这样一个才华过人,思想深刻,不拘俗套的作家、诗人、词人和学者,一生的遭遇竟是那么坎坷,所受的待遇竟是那么不公平。


  好几次,我诵读她写外孙女的那首《早早诗》,每每忍俊不禁,真是佩服她的那支妙笔。而含笑之余,又不禁悲愤难忍,不只是为了沈祖棻这一个才女的遭遇,也是为了许许多多象沈祖棻那样经历了太多不公平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不知道别人读了沈祖棻十年困居在那旧车库改建的陋室中,会生怎样的感慨?我自己读到她的邻居偶而见到她提笔填表格时惊叹:咦,这老奶奶还会识字!真是哽咽无语,潸然泪下。


  我不知道,假如沈祖棻没有当年的那份孤寂,是否会那么动情地去写那篇《早早诗》?假如她没有感受到那种令人窒息、与世隔绝的压抑,是否会一改旧习,一天不漏地记下两年多的日记?是的,当我跟着“奉命退休,安度晚年”的她东下访友时,心中真的颇感安慰。又怎能料到,时间会停留在1977年6月27日那一天!那一天的车祸夺走了她的生命。谁曾想到:几年后,我和一群年轻的学子,在远离她的地方,拜读着她的文章,在心中描绘着她的形象。几十年后,我又在地球的另一边,白天说着洋文,晚上读着她的作品和她的传记。


  从《辩才禅师》到《悬崖上的家》;从《微波辞》、《涉江词》到《涉江诗》。读着这些凝聚着沈祖棻才华和心血的文字,我的心宛如二十多年前一样充满敬意,却多了一份沉重。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假如沈祖棻没有“愤然结束词人之路”,那么她会给后人多留下多少优美的词篇?假如在那荒谬的年代里,沈祖棻没有饱受“罪人”般的待遇,还有从事正常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机会,那么又有多少学子有幸亲聆她的教诲,受益终生?毫无疑问,如果我们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话,象沈祖棻这样集作家、诗人、词人、学者于一身,且有美词和学术著作传世的才女,是应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可喜的是,我们终于看到沈祖棻当年的学生章子仲先生做了很有意义的努力。

(四)


  在《北斗七星》一书中,章子仲先生以简洁流畅的叙述,丰富翔实的资料,恰当中肯的分析,幽默犀利的评点,引导读者一步步走近沈祖棻;追随着沈祖棻生活的足迹,去体验她的人生经历,去感受她深沉的忧国情怀,去领悟她高洁的人格魅力,去欣赏她体裁多样、寓意深刻的文学创作,去品味她精湛优美的宋词赏析。为此,我发自心底地要对章子仲先生说一声“谢谢!”


  读着章子仲先生的《北斗七星》,回想起当年我和同学们学宋词的情景,多有感慨。在拜读《北斗七星》之前,我不知道1963年那个李清照学术讨论会的背景;也不知道沈祖棻是顶着那么大的政治压力,坚守自己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更没有想到,当我和同学们在一起猜测她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人世了。那一天,当我读到第105页,沈祖棻分析李清照《声声慢》的开首十四个字那一段,仿佛又坐回到当年的教室里--记得当年的张文潜老师也是这样给我们分析的。回想起来,那时老师给我们传达了不少沈祖棻的学术见解,却没有提及沈祖棻的生平和创作。也许是因为当时的政治气候;也许是因为沈祖棻不在文学史教学大纲的范围内。不知何故,当年自己很崇拜沈祖棻,却也不曾问及老师她是何人?也许是因为腼腆;也许是因为老师住在校外很远的地方,与老师的交流不是那么方便。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电子邮件。我又想,假如当年我能读到一本象《北斗七星》这样的书,能知道沈祖棻的人生经历,能知道她在白话散文、历史小说及诗词创作上的成就;就不会奇怪她为何会把宋词剖析得那么细致、透彻而有韵味。


  因此,我相信许多热爱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的人都会喜欢读《北斗七星》这本书的。因此,我也相信:在今天,一定还有许多象章子仲先生一样,有着深厚的文学根基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的学者,在默默地工作着、努力着,并不是为了自己流芳后世,而是为了更多像沈祖棻那样发着独特光彩的星星,能在中国文学史的星河中永远闪烁。


--2005年1月寄自美国


文章知己患难夫妻 / 王淡芳


近世以诗文而互相倾慕以至恋爱、结缡为夫妇,虽遭际劫难而情爱愈笃,又与吾蜀有缘者,推程千帆与沈子苾两先生焉。

沈祖棻字子苾,别署紫曼,笔名绎燕。早岁从事新文学创作,浙江海盐人。席芬先德,幼而能文。三十年代就读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深得汪旭初、吴霜崖薪传。以身历丧乱,词风高华而沉咽。朱光潜尝以“易安而后见斯人”许之。壬午(1942)而后历主金陵大学、华西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武汉大学讲席三十餘年,培植人才甚众。一九七七年因车祸不幸去世,终年六十七岁。生平著作,千帆于伤悼沉哀之中,手自编录,刊行于世。

程千帆名会昌,晚号闲堂,湖南宁乡人。其叔祖子大(即十發老人)有名于同光骚坛。其尊翁穆庵亦以诗与书法蜚声艺苑,乃得成都顾印伯衣钵之传者也。千帆渊源家学,奕世清芬,又亲炙于黄季刚、汪辟疆、胡翔冬、刘衡如,故于词章、校雠与文艺批评诸科造诣湛深。自壬午(1942)以还,即执教金陵、四川、武汉、南京诸大学,滋树桃李,著述等身,其为海内外名家所推重固无论矣。

程沈以诗文结识于金陵大学,相互钦敬,以志同道合而爱恋。“七·七”国难既起,日寇肆虐,南京屡遭轰炸,两人遂避地安徽屯溪,结缡逆旅。子苾有[菩萨蛮]四首纪其事。今载其二:

罗衣尘涴难频换,鬓云几度临风乱。何处系征车?满街烟柳斜。 危楼欹水上,杯酒愁相向。孤灯影成双,驿庭秋夜长。
钿蝉金凤谁收拾?烟尘澒洞音书隔。回首望长安,暮云山复山。 徘徊鸾镜下,愁极眉难画。何日得还乡?倚楼空断肠。
虽寄新婚之情,而有流离之悲,患难夫妻,坎坷生涯,自此始矣。

戊寅(1938)之岁,千帆寄食于武昌,子苾以病不能偕行,暂留长沙。千帆有《鄂渚行役寄子苾长沙》诗二首慰之。诗云:
爆梦灯花乱别情,湘篁汉佩起兵心。
千金一字无今古,忆汝行看白髮生。

饥走名城托下僚,浮刀谁谓不崇朝。
从来多病还相守,却守心魂逐暮潮。

其后寇警日频,武汉难保,乃相将西行,仓皇入蜀。数年之间,辗转流徙,先滞留渝州,继转嘉阳,复入雅州、成都。王粲依刘,荀卿托楚,况其时又值“干戈逼讲筵”、“头颅不值钱”之际,故两人逼于衣食,离别苦多。

己卯(1939)秋,子苾由千帆伴随离渝赴雅安养病。子苾抵雅后尝赋[浣溪沙]十首记数年来感受。其第六首云:

折尽长亭柳万条,天涯吟鬓久飘飖。秋魂一片倩谁招? 沽酒更无钗可拔,论文犹有烛能烧。与君同度乍寒宵。

第七首云:

断尽柔肠苦费词,朱弦乍咽泪成丝。年来哀乐傥君知。 病枕愁回江上棹,秋风重检旧家衣。见时辛苦况分离。

浅语深哀,悱恻缠绵。“见时辛苦况分离”字字泪也。千帆护送子苾抵雅安,不久即以教学事忙,重返嘉州。有《嘉州寄远》四首,兹录其三:
巴山夜雨浮归梦,巫峡行云笑薄游。
又上河桥送人处,雅州流水向嘉州。

料量贫病供初度,怜汝新词日益工。
最是两年惆怅事,一尊无计与君同。

苦忆衣罗薄似云,药烟长共水沉熏。
一身总当三千看,检点春妍寄与君。

此强忍离愁别恨而以体贴、慰解之词出之,语淡而情浓,弥见会少离多之怅恨也。

庚辰(1940)四月,子苾腹中生瘤,自雅州移成都割治,未痊而医院失火,奔命濒危,仅乃获免。千帆由逆旅驰赴火场,四觅不得。迨晓始得相见,相持而泣。子苾因作[宴清都]以述其情事。词云:

未了伤心语。回廊转、绿云深隔朱户。罗裀比雪,并刀似水,素纱轻护。凭教剪断柔肠(自注:割瘤时并去盲肠),剪不断相思一缕。甚更仗、寸寸情丝,殷勤为系魂住。 迷离梦回珠馆,谁扶病骨,愁认归路。烟横锦榭,霞飞画栋,劫灰红舞。长街月沉风急,翠袖薄、难禁夜露。喜晓窗,泪眼相看,搴帷乍遇。

此词并他调共七首为一组,述旅中医疗前后情事,委曲周详,亦他人集中罕见者也。

乙酉(1945)初秋,千帆应武汉大学聘,将去嘉州。两年相聚,又赋离别。子苾病中为[丁香结]词留之。词云:

药盏量愁,蠹编销骨,何况送君南浦。记乱烽歧路。算未抵、此日凄凉情绪。画梁栖不定,飘零感、客燕最苦。朱门难傍,积雨巷陌,移家何处? 休去。便梦冷欢残,忘却琴心尔汝。绣幄围香,秋窗剪烛,待商新句。肠断乡国信息,独向天涯住。嗟长贫多病,羁恨凭谁共语?

“朱门难傍”,去留由人之世,衣食于奔走者,虽缱绻情怀欲留而又不能不去,伤恻可念!亦正元微之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也。

千帆甫离成都,子苾又赋[三妹媚]寄之。词云:

西风江上馆,问青衫、征尘渍痕谁浣?几日新寒,漫小窗孤烛,夜深摊卷。已惯分携,应不为、相思肠断。旧赏山川,松径花溪,可曾行遍? 休念空庭秋晚。正久病沉哀,客怀难遣。故侣相邀,奈酒杯浑减,俊游都倦。雨暗灯昏,欹枕处、残编慵展。却叹重城迢递,更长梦短。

千情万绪,清婉沉郁,置诸《漱玉集》中不能辨也。

千帆行装甫卸,即有《重到嘉州有怀子苾成都》之作。诗云:
滩声驱梦卷思潮,寒焰腾腾乱寂寥。
横舍陆沉真左计,倩魂心结比天遥。
向来孤介唯君会,细数悲欢不自聊。
眠食而今复何似? 定知消减沈郎腰。

“向来孤介唯君会,细数悲欢不自聊”,乃自道不能不离成都而就武汉大学延聘之由,兼答“留之”之情。惟知己者始解此中苦意耳。老杜云:“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正此之谓也。

子苾体质孱弱,流亡奔走,更增疾病。与千帆结缡七载而相聚之日实不过三年。秋灯病枕,新句待商,多少离愁别怨,故丙戌(1946)初春又有[鹧鸪天]词寄千帆云:

倾泪成河洗梦痕,忍寻絮影认萍根。自怜久病惟差死,但许相忘便是恩。 莲作寸,麝成尘。寒灰心字总难温。人间犹有残书在,风雨江山独闭门。

通首如泣如诉,如怨如慕,深情哀惋,令人荡气回肠,而“自怜久病惟差死,但许相忘便是恩”,读之令人泪下,宜乎千帆课务纷忙,而忧心忡忡,乃赋《诵温尉达摩支曲忆子苾鹧鸪词枨触于怀赋此却寄》作答云:
万古春归梦不归,空庭斜日又花飞。
故新恩怨情如在,莲麝丝尘意肯违。
风雨闭门君独卧,江湖乞食我长饥。
一椽偕隐何年事,怅望林泉咏采薇。

睹世乱之日亟,感生事之日艰,遂有偕隐林泉之意,惜乎终未能如愿也。日寇败降,还乡有日。丙戌(1945)秋日,子苾得家书以兄病催归,遂于八月去沪,有[长亭怨慢]留别。词云:

纵慵理、愁丝欢绪。无益相思,忍拚歧路。一纸乡书,唤人鹏翼御风去。别筵杯酒,空咽泪,情难诉。转首万重山,漫设想、花前重遇。 延伫。念钗盟宛转,不惜为君留住。偷传锦字,几曾换、小屏私语。伴芳游、故燕新莺,算难著、吟边清侣。任唱彻阳关,消受离怀凄楚。

时千帆则由嘉州去雅州与尊翁穆庵商量归计。在雅州有《寄子苾沪上》诗云:
边城难得雁声酸,零露凄凄早戒寒。
天末笑颦劳梦寐,眼中田海失悲欢。
长图剩作青林想,小别还惊绿髮残。
细字短檠昏送昼,却愁冰井偶翻澜。

子苾始抵申江,即有[六丑]寄千帆云:

甚征尘乍浣,又一夜、愁宽肠窄。暮云万里,西飞无羽翼,离恨何极。几许缠绵意,梦魂颠倒,损病馀心力。秋风过雁沉消息。赌酒红楼,听歌绮席。应知有人相忆。叹深情未诉,鸾纸空擘。 寻思前迹,怅幽期阻隔。百草千花路,迷旧辙。芳华未解珍惜。便车轮四角,当时留得,相逢处、也应无益。分携后却悔,轻拚远别,故盟虚掷。难重换、佳会欢刻。剩枕函、点点相思泪,长宵暗滴。

虽尺素往返,锦笺频裁,但千里相思,有恨如何?逾年千帆始随校迁反武昌珞珈山。子苾旋亦往就。十载离乱,始告结束。尝为[瑞鹤仙]以记闲居之乐。词云:

汉皋重到处,喜万劫生还,江山如故。安排旧廊庑。数仰槐甘藿,十年辛苦。春归梦去,纵不记,昵昵尔汝。算秦楼、泼茗添香,犹有蠹书堪赌。 朝暮。吟笺斟酌,便抵当时,目成心许。情丝怨绪,思量后,总休诉。要鸡鸣风雨,余生相守,笳鼓声中暂住。待看花、病起重帷,更开尊俎。

两人于更历流亡离索之苦后,得此安居闲适之乐,从容商量吟咏,故“朝暮。吟笺斟酌,便抵当时,目成心许”。语浅情真,乃当时纪实语也。

(中国·海盐沈祖棻诗词研究会供稿)


《大学的名片 - 我的人才理念与实践》

作者刘道玉,193311月生,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武汉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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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刘道玉校长 / 陈加宽


武汉大学依山傍水,风景宜人,我一生最重要的18年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有两位长者给了我 决定性的影响:一位是我的恩师孙祥钟教授,另一位是蜚声中外教育界的武汉大学原校长—— 刘道玉教授。刘校长对我有知遇之恩,但我敬重他主要是他的知识分子的气节与良心、教育家的远 见卓识和改革家的气魄和情怀。 1965年,我考取了复旦大学,专业是植物学。随后的10年文革,使我失去了在名牌大学受系统 教育的机会,大学毕业后也无法从事我所热爱的专业。1979年,我有幸考取了武汉大学的研究生, 师从著名的植物学家孙祥钟教授,研究方向是植物分类学。1982年我获得了硕士学位,留校当了导 师的助手。1983年又攻读在职博士研究生,1987年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在武汉大学受教育的7年里 ,正是刘道玉校长领导母校进行重要改革的时期,我目睹了武汉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界迅速崛起的 光辉历史,也见证了一位重要人物—— 刘校长的历史功绩。当时我国大学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几乎大多是由武汉大学发起的。我作为一名 学生,只能在远处看到风华正茂、叱咤风云而又十分儒雅的刘校长。当时,关于他的传说很多,上 一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中的重要人物;70年代末主持教育部高教司的领导人,在大学战线上拨乱反 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倡导者和开路先锋;80年代初又是当时我国最年轻的重点大学校长。他是青 年教师和学生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是一位改革的英雄。 在我的记忆中,我是当了武汉大学教师后才与他相识的,后来有机会与他促膝谈心,记得起来 的有几件小事: 1987年夏,我在老生物系门口遇到了匆匆走来的刘校长。他悄悄地告诉我,学校已决定让我担 任生物系的副系主任,要我一定好好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还告诫我千万不要荒废业务 。两人的交谈仅仅只有两分钟,还没有等我反映过来,他已匆匆离去。当时,我拿到博士学位还不 到半年,刘校长对我的安排让我感到十分意外,后来我才从导师那里知道刘校长为此与他长谈过一 次,这是两位师长对我进一步培养的重要决定。我分管系里科研工作,大约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基 本上懂得了大学的基本结构单元—— 系的功能和管理模式。回想起来,当时我最重要的收获是:明白了大学的管理者,只有掌握了高等 教育的基本规律,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从此,我开始热爱高等教育学,并将其作为我终身 爱好之一。 当时我认为,在刘校长主持武汉大学工作期间,我可以得到更多的锻炼。可是,1988年春节前 ,学校里流传着校领导班子换届的消息,尤其是刘校长可能被免去职务的消息在全校快速流传,这 无疑是对我的一击。很快要到春节了,人们不愿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刘校长本人毫不知情的 情况下宣布他被就地免职。这是武汉大学文革结束后最大的一次动荡,干部、教师和学生有的愤慨 ,有的惋惜,少数人则暗喜。我又一次地看到人世间的百态。广大青年教师和学生们都预感到,19 81年以来武汉大学在刘校长的主持下成为高教界改革先锋的历史将终止。我的导师在春节中,与我 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我才明白了这一结果是武汉大学自解放以来的派别斗争、复杂的人事关系 以及与省里长期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我们一批青年教师,早已隐约感觉到刘校长与省里领导的分 歧被校内外一股势力所利用。此时,大家已经意识到刘校长被免职是武汉大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损失 ,而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改革家失去了大学改革的舞台,也使其成为一位近乎是悲剧性的人物。 在刘校长被免职后不久,学校意欲任命我为研究生院副院长,我踌躇不定。一天晚上,我到刘 校长家去咨询他的意见。他直言不讳地说:“加宽,你是大将之才,你的能力不止是担任个副院长 ,而是校长之才,其实我早就有意让你向这个方向发展。鉴于目前的形势,我不太赞成你出任这个 职务。因为这是一个有职无权的差事,搞好了成绩是别人的,搞不好板子打到你的屁股上,况且学 校和省里的个别头头都不喜欢你率直的性格,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你应当做好现在的系主任,生命 科学是大有作为的,等你建立了政绩,今后你可以到更高、更大的舞台上发挥其作用。” 虽然我认为刘校长分析得有道理,但是作为一个党员必须服从组织的决定,于是我接受了对我 的任命,结果在这个岗位上虚耽10年,少有作为。 在我刚刚熟悉研究生管理工作不到一年,国内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目睹了一位杰出的 教育家又一次遭遇到的麻烦――刘校长的直言给他带来了灾难。当时刘校长在教育界和广大学生中 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当局对他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批判,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和重大教育改革措施本 来是正确的,可是却成了他的“罪状”。尤其滑稽的是,有两种人批判他让我无法理解:一种人是 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为了与刘校长划清界线,表现出了特别左的面孔,这些人随着他们以 后的升迁而被师生们所鄙视;另一种人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作出姿态,但他们也未能受到宽恕 和信任。 我的个性决定了我采取了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作法,连续6年带着全家在大年初一清早去给他和 他的夫人刘高伟教授拜年。我记得天蒙蒙亮时分,许多校领导和教授门前拜年的人已络绎不绝,而 过去门庭若市的刘校长家已是门可罗雀。我们敲开刘校长家的门,只见他疲惫的身子斜躺在床上。 他和他的夫人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处在逆境时居然还有人不顾人们舆论,特意来拜年。实际上我是 这样一个人,平时除了是导师家的常客外,几乎从来不到领导和权威教授家里去的。但是,我不顾 好心的同事的提醒,连续6年给刘校长拜年。当时,我只有一个简单的想法,刘道玉校长是对武汉 大学和中国大学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人物,他在武汉大学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这所大学的耻辱,我 要让大家知道还有一批人仍然很敬重我们的校长。在随后的几年中,我常在学校作教育史方面的演 讲,曾经多次表示我最崇拜的解放前的大学校长是蔡元培和竺可桢,解放后的大学校长是匡亚明和 刘道玉。我的一些朋友为我的言论甚为担心,他们经常提醒我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对此,我从没有 顾及,我是坦然的。 关于拜年一事的细节,已经过去许多年了,而且我离开武汉大学也已8年了,但刘校长依然铭 记在心,这使我很感动。 值得庆幸的是,刘校长有一位坚强而又高尚的夫人。在刘校长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不但时时 刻刻伴随其左右,而且为刘校长据理力争。在武大校园里,常常可以看到她与刘校长走在一起的身 影,我的敬意油然而生。 1990年,我到美国作访问学者一年,除了作植物分类学的专业研究以外,我对美国的高等教育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大量阅读了二战后美国大学发展的史料,发现美国迅速的崛起,除了地理原 因使它在两次世界大战没有受到重创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成为其崛起 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大学的改革,实际上大多是在中国推行美国早已实行的制度而已。我国大学教 育史不过百年,由于战争和政治运动不断,大学发展受到严重的干扰。因此,我萌发了到美国教育 科学院作博士后研究的念头。当时,我从美国打电话给刘校长,请他作我的推荐人,他很快把中英 文的推荐信寄给我。他还带口信给我的夫人,要我好好地研究中美高等教育,回国后在从事大学领 导与管理时是很有用的。我当时的动机主要是被美国充满活力的大学所吸引,很想借他山之石以指 导我所管的研究生教育。后来,由于主观原因我没有如愿,尽管如此,我对中美研究生教育比较研 究一直没有间断,使我受益良多。 在武汉大学期间,使我受锻炼最大的是我于1987年被推举为青年科协会长。这一青年教师组织 是于1986年成立的,刘校长对此很支持,他还亲自到湖边食堂参加过我们的活动。当时,我正在作 博士论文,党委宣传部副部长骆郁庭到我的实验室做我的工作,要我担任会长的职务,理由是我在 青年教师中威信比较高,有组织和领导能力。最后我被说服了,出任了武汉大学青年科协会长。当 时,青年科协非常活跃,有几百名成员,开展形式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出版了《珞珈青年丛书》 和《青年科协会会刊》,邀请校内学术泰斗和优秀青年教师作学术前沿报告,组织教师开展社会实 践,探讨当时学术界重大事件和学术观点。比如,关于“超导体的重大进展及其社会影响”,等等 。特别令我难忘的是,经常组织青年教师与学校领导举行座谈会,使一些优秀的青年教师为学校领 导所了解,为进一步启用他们创造了条件。例如,当时的一批青年骨干教师陈峰、王余光、骆郁庭 、黄进、余劲松、马费成、郭齐勇、郭友好、邓晓芒等都是青年科协的积极分子,他们现在已经成 为武大的领导和学术带头人。刘校长和郑永庭副书记,都十分信任青年科协,倾听我们的意见,解 决了青年教师种种困难,为他们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刘校长离职后,青年科协也渐渐地衰退 了,据说后来校领导也想恢复,但终于没有成功。在我的经历中,担任青年科协会长这段时间,对 我锻炼很大,大大地提高了我的组织与协调能力。 在武大期间,还有两件事让我难于忘怀。1988年,我被推荐为湖北省人大代表。当时,我天真 地认为,人大代表可以向人民代表大会反映民意。为了收集群众的意见,我在教工会定时接待来访 者,但想不到竟没有一个人来反映情况。当人大代表10年的经历,使我认识到只有不断完善人大代 表制度,才能在老百姓中有地位。我记得80年代的人大会议,气氛是十分活跃的,在全体会议上可 以自由发言,可以公开举手反对某个决议。当时,我就副省长候选人、三峡大坝建设和湖北省经济 发展等问题,发表过不同的意见,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会议期间,我还提出了湖北省人大历史 上第一个质询案,在会议期间和舆论界引起了积极的反响。现在我还保留着黄知真省长给我的亲笔 信,他充分肯定了我的作用。因此,我两次被评为优秀人大代表,真正地起到一个人大代表应该起 的作用。我感触最深的是,其实许多代表与我的看法相同,他们心里想的也是与老百姓相同,只是 他们的特殊身份不便公开表态而已。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人民代表,认真阅读文件,详细提 出审议意见,无愧于人民投我的一票。为此,我也得罪了省里的某个大人物,他在一些场合不点名 地严厉批评我。我的这种处世态度,实际上是受了刘校长的影响。他为了武大的利益,敢于直言, 顶撞了某位大官,因而导致了他1988年被免职。我深信,刘校长的气节已经影响了一代武大人。 另一件事,也许刘校长早已忘记了。我曾经得罪过他,可是刘校长对我们青年教师却很宽容。 1985年,学校准备评审讲师职务,要求研究生毕业的青年教师考外语。我们一批住在湖边单身宿舍 的青年教师认为不公平,大家推举我带头向学校反映。于是,我与另外两位朋友组织了几十个人要 求刘校长接见我们,在没有事先预约的情况下,我们这批冲动的青年教师涌进了行政大楼。刘校长 马上从办公室出来接待我们,他劝说道:“加宽,你赶紧让大家回去,你们的要求我清楚,问题总 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但你要注意反映意见的方式,你们这样做是无助于问题解决的,弄不好你 们会犯错误的。”这事后来合理地得到了解决,也许刘校长已经把这事忘记了,但却牢牢地刻在我 的脑海里。 1997年,由于主客观原因,我离开了武汉大学。当时,刘校长已经成了我的良师益友,他知道 我的去意后,他与夫人一起到我家里看望我们。当时我没有把真实的想法告诉他,见我去意已决, 他不再挽留,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理解你的决定,可惜的是武大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才。但 对你个人来说,却是一个最佳的选择,复旦大学是你的母校,无论是她的学术地位或是研究条件, 都在武大之上。因此,你到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希望你作出重大的成就来,以实际行动回报母校。 ” 离开武汉大学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决定。我提出调动的表面理由是父亲刚刚病逝,我得回上海 为母亲尽孝道。实际上的原因是,我所热爱的专业在武汉大学不可能得到更好的发展。1997年,我 所在的重点学科植物学得到国家教委的巨额资助,但是除了个别方向得到确保外,像植物分类学、 植物细胞学、植物生理学等,却不被人所理睬。当时,我作了许多努力,向校、院两级领导作过反 映,但是毫无结果。我彻底失望了。 在历史上,武汉大学是一所大师云集、治学严谨的名校。她培养出的许多学生,都成了政界、 经济界、文化界和科技界的杰出人才。在武大的18年,我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刘校长为武汉大学 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执政的10年是武汉大学最辉煌的时期。他不属于他自己,他属于武汉大 学。能否正确地对待这段历史,是武汉大学是否真正成熟的关键之一。我深爱武汉大学,留在我记 忆中的绝大多数人和事是美好的,没有武汉大学决没有我今天。 我个人深受刘校长的影响,自觉地远离名利场;做事的原则是认真、诚信、有责任心;思想独 立,决不人云亦云;要求自己做学问首先要会做人;培养出学生超过自己才算是合格的教师。 (陈加宽,1982和1987年先后获得武大硕士和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生物多样性研究所所长)


《何家栋文集》

何家栋 (1923 – 2006),中国当代杰出的出版家、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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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不亮西方亮——有感于《何家栋文集》在美国出版 / 子曰


去年十月中旬,有著六十年「紅色出版家」生涯的中國工人出版社編輯何家棟因病辭世,僅僅三個多月後,在大陸橫遭查禁的《何家棟文集》就在美國溪流出版社出版了。聽到這讓人感到一絲欣慰的消息,再聯想到這個老編輯生前死後所發生的種種不正常現象,真令人百感交集、感慨萬分,用一句在大陸流行幾十年的話語反著說,就是東方不亮西方亮呀!

這句耳熟能詳的流行語的原文應為:「西方不亮東方亮,黑了北方有南方。」這是在大革命時期,共產黨人對革命充滿必勝信心的一句話。後來,由於中國的地理位置在東方,就把東方泛指是革命的、正義的和先進的,而西方卻代表著邪惡的、反動的和腐朽的。故此,毛澤東有句水火不相容的警言:「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其實,無論是東方亮還是西方黑、東風勁吹還是西風消歇,都是地球自轉和氣候輪轉的一種自然現象,是與人間的正義與邪惡掛不上邊的。東方也好,西方也罷,都應該和諧相處,也都應該遵守人類共有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念,努力建立一個如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幾次出訪時所提出的「和諧世界」。

可是在我們現實生活中,這革命與反動、先進與落後有時卻恰恰顛倒過來了。以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來說,自稱代表先進文化的東方中國,應該是最有理直氣壯的發言權和責無旁貸的表率作用了,因為被共產黨奉若神明的老祖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開宗明義的第一篇文章《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就是反對書報審查制度、反對鉗制言論自由和新聞管制制度的。如作者在彌留之際被查抄的《何家棟文集》,本是一部法律所沒有禁止的自費出資、饋贈親友的印刷品,卻引發一連串的抄家、傳訊和禁書,甚至連承印的廠家都被罰款五萬元,真不知所依何據?如果說,這部文集的查禁只是一個孤立事件的話,那麼,跨入新年之後接踵而至的章詒和、袁鷹等八人的書又被無端查禁,更清楚地暴露出中共文化專制主義的真實嘴臉。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何家棟仍未親眼見到已經印製成冊的文集,而這部厚重的、七十多萬字的《何家棟文集》竟這麼快就在異國他鄉的大洋彼岸出版了。兩相比較,哪個先進,哪個落後?就不言自明了。何家棟老先生九泉之下有知,恐怕也不知是悲還是喜?因為這東方不亮西方亮的歷史反諷,不僅是悽楚沉重的,也是耐人尋味的!

于2007年



《穷人》

袁东平,人文摄影家。1992年,组照《被遗忘的地方》获美国“年度照片”(POY)杂志图片故事类优等奖。另有影集《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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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东平:

去年,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的周岩要做一本艺术家访谈类的书,于是就有了我们下面的这个对话。没有想到的是,书还没出,周岩却离我们而去了。周岩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个非常善良和才华横溢的人。

发表此文,算是对周岩的怀念吧。

2010-08-31


袁东平访谈 / 周岩

袁冬平,1956年出生于广州。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1976年加入海军东海舰队服役。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1984年毕业分配到毛主席纪念堂工作。1986年到《民族画报》社任编辑至今。1992年作品获美国《年度照片》(POY)杂志图片故事类优等奖。1993年获《人民摄影报》“皇宫杯系列摄影大赛”大奖。1996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精神病院——袁冬平摄影集》。1999年参加“20世纪末中国实验艺术展”(美国芝加哥等地)和“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展”(美国洛杉矶)。2002年参加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2004年参加《1990年以来的中国先锋摄影》(上海)。2006年出版《穷人》摄影集。

周岩:我们知道你在大学是学习历史的,那么你是怎么走上摄影的道路的?是什么时候迷上摄影的呢?

袁冬平:说起来,七十年代那会儿家里有照相机的极少,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突然间就了迷上了摄影。当时我家里连一本摄影的书都没有,更没有相机,而且我对摄影的知识也是零。我们班上有个同学玩过两天摄影,我没事儿就去找他,几天之后就把他肚子里的那点儿东西给掏光了。于是我就到处去找书。当时书店里能找到的摄影书,只有两本薄薄的小册子:一本叫《简明摄影知识》,一本叫《怎样正确估计曝光》,是陈勃和吴印咸两位老前辈写的。书一到手,我就如饥似渴地看。然后就缠着我爸要买相机。那是1973年,相机还特别不好买,如果听说什么地方有相机卖,头天晚上就会有好多人跑去排队。也许是天意吧,我爸有个老战友帮别人买了个旧相机,因为没自拍,人家不想要,我爸正好去看他,而且说起我想买个相机。就这么着我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相机,那年我17岁。
那时候,家里每月给每个孩子一块钱的零花钱。因为我照相,我妈就多给我一块。当时120的正品胶卷是一块八毛二到一块八毛九,不同的牌子有几分的差价,但每个店都一样,副品胶卷是一块二。这对我来说都太奢侈了,我就买处理品,什么八毛的,六毛的,还有四毛多的,反正是个胶卷就行。照现在的标准,那四毛多的胶卷根本没法用,但当时能出影儿我就觉得很兴奋。我家住在中关村,有时候我骑车进城跑一天只花四分钱:在王府井花二分钱的存车费,在前门再花二分钱的存车费。很多东西我都买不起,所以就这么看看便回来了。我记得当时12吋的相纸是三十一块钱一盒,一盒一百张,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呀!我只能散着买二张三张,用黑纸一卷拿回来,而且也得找副品的才行。

周岩:用这些处理胶卷拍了些什么呢?

袁冬平:都是些风花雪月的东西。比如拍人要拍得美,拍景也往美上拍。那个时候搞摄影大都要走这么一个过程。我当时没怎么拍人像,主要是拍风光。和朋友骑上车就到了颐和园,拍些小桥流水什么的,还有枯荷断柳耷拉到水里,长长短短的,映出的倒影特别有意思。我用的构图也是被当时的摄影界用得最滥的:拍的建筑上面要有些垂柳、松枝呀!(笑)其实那时候因为没有条件,一年也拍不了几个胶卷。所以每按一次快门之前,得琢磨好半天呢!我们在地上画个方块,然后拿个树枝子在上面勾一勾,精心构思,反复设计了以后再拍。我用的是120胶卷,一卷十二张,我们去了大半天可能也就拍了六七张,回来以后就特别想冲出来看,剩下的几张往往就乱拍了,好赶紧冲出来。我自己还找了一个长方形的小铝片,把中间掏空了,揣在身上,走到哪儿没事了就拿那个小框比划比划。

周岩:那么究竟是艺术还是技术让你对摄影这么感兴趣呢?

袁冬平:我到现在都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也许是小孩儿那种强烈的好奇心吧!走到今天这一步了,我们可能会觉得摄影是门艺术,但在当时它更多的还是技术的东西。我曾经对技术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比如在家弄了瓶瓶罐罐,制氢制氧;还对生物感过兴趣,在家里做“920”——一种植物生长激素,说是往棉花花上点几滴就不爱掉朵儿;还摆弄过无线电,不过是最简单的矿石收音机。

周岩:那你就是个摄影爱好者啦?

袁冬平:没错!典型的摄影爱好者。1976年我去当兵,这爱好就中断了。大概是在当兵的最后一年,我托探家的战友把我的照相机带来了,在部队里给战友们拍穿着军装手握钢枪的照片。1980年考上北师大以后。很快我就参加了学校的摄影队,拍风光和人像,也还是要往美上拍。我们摄影队有间稍微大点的屋子,屋里有几个灯,就像照相馆似的,我就找班上漂亮女孩拍,要么就是同学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拍。洗出来就给大家看,谁看着好就把那张拿走了。我跟一般搞摄影的人一样,不爱洗第二回,这样我照一次留不下几张片子。于是我把照片都贴在一个本子上,顺手在旁边写两句话,自己觉着挺好玩的。现在我那儿还有一摞这样的本子,破破破烂烂的。这样做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编辑的意思:比如从哪儿开始,又用哪张结束等等,这或许和我后来爱拍专题有关系。

周岩:你是学历史的,你怎么看待历史学?

袁冬平:我记得有这么个事,说是法律系的学生正在上课,突然门被撞开了,一个人冲进来大吵大闹。学校来人把他带走之后,老师就说:“现在我想请几个同学把刚才发生的事复述一遍。”结果几个同学复述的都不一样。老师说:“这节课我要讲的是旁证。你们看,刚刚发生的事情,而且跟我们大家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大家复述的差异都这么大。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旁证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我从这事儿联想到史学,历史是那么多年前的事,留下来的直接可靠的史料究竟有多少?而且写史书的人对当时的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对史料的取舍标准也不同,再加上某些时代刻意的隐瞒和编造,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历史,到底有多少真实性?
后来我也明白了,通过不同史料的相互对比印证,大体上还是可以弄清楚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框架的。而且学历史也没有必要非要在具体的事上较劲。我之所以没有选择历史作为终身的职业,主要是我缺乏这方面的才能,也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周岩:那么你后悔学历史吗?

袁冬平:怎么说呢?如果我有机会再一次选择的话,我也许还会选择历史。因为无论我们对历史有怎样的怀疑,但读史可以提升智慧是无可置疑的。历史可以告诉你很多东西。譬如现在发生的事情,很多在历史上都能找得到先例。严谨的史学训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准确客观分析和表述问题的基础,也能培养我们审视当下,把握重要题材的敏感和眼光。在浩茫无际的历史面前,个体生命所感受到的虚无和局限,让我们知晓世事的可为和不可为,对待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会更多一份清醒和冷静。

周岩:你从北师大毕业后,怎么进入国内的摄影界的呢?

袁冬平:毕业的时候老师来征求意见,我就说想从事与摄影有关的职业,如果不行,就去中央机关。我是以为那些部啊委的都有宣传部门,里面肯定会有搞摄影的,我就可以削尖了脑袋钻进去呀?但当时我特糊涂,以为中央机关和国家机关是一码事呢,毕业志愿上填上了“中央机关”。毛主席纪念堂是中央办公厅直属的,恰恰是中央机关,而且略带展览馆的性质,可能还有摄影的活儿,这样我就去了。报到当天领导跟我谈话,就是摄影、摄像、电影都要管起来,我一听特兴奋。结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天天在广场上值班,疏导瞻仰群众。这么着干了三个月,我觉得这不是我呆的地方,于是就开始琢磨换地儿。
我首先做了一个自我分析:像我这种情况怎么才能钻到摄影圈里呢?专业的地方吧,当时我觉得我的这种水平不够;一般的地方吧,因为什么人都可以去,也轮不上我。后来我的同学建议我去《民族画报》看看。自己去吧,不好意思;打电话又怕说不清楚。我就写了一封自荐信,没想到的是居然就“混入”了《民族画报》,那是1986年。
到《民族画报》我本来是想当记者的,而且单位也许诺过让我当记者。可是到画报后他们却让我做编辑,后来才知道记者的位置是让一个有关系的给占了。当编辑也不错,因为那个时候单位规定记者不能编稿子,但编辑却可以采访,这样我就能同时学习两种技能。只不过相机发的次一点,出差的机会少一点罢了。
我记得我还是比较快地适应了画报的工作,这可能归功于在此之前我看的那些书。那时我爸爸单位有个搞摄影的,他有很多有关摄影的书,有些还是从苏联那里翻译过来的,从光学到化学到摄影理论,什么内容都有,我都借来读了。这些系统的知识对我帮助很大,干起活来自然就得心应手。

周岩:你的摄影创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袁冬平:我在《民族画报》社和暗房的吕楠挺谈得来。他也特爱琢磨,我们俩儿就想着一块拍点东西。但是拍什么呢?当时我们都很茫然。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来选题。我还记得我们有过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就是拍大杂院里的水龙头。北京大杂院的院子中央都有一个水龙头,我就想能不能找着一个看得见水龙头的窗户,把相机架在那儿,将从早到晚在水龙头周围发生的事情拍下来,什么邻里打架啦,小孩洗澡呀……整个儿是北京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场景。我们俩儿左商量右商量,最后还是确定拍北京的胡同。当时还没什么人拍胡同,稍后就有徐勇。徐勇的胡同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们拍的是胡同里的人。
这样拍了一年多,我们俩儿就有点拍不下去了,想换个题材。我和吕楠经常一块聊这事。有时候拍完了,我们找个小饭馆,要一盘凉粉、两瓶啤酒、两碗面条,边吃边聊。后来又确定了两个专题:一个是精神病人,另一个是盲童。在早期我对盲童比较感兴趣,吕楠对精神病人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吕楠对摄影的理解比我要早,当时他就看了不少世界权威的摄影杂志《Camera》(照相机)什么的。
我们那会儿去拍精神病人,也是有个契机。我有个大学同学王炳护,他的姐姐在天津精神病院工作。他一直跟我念叨说每年春节病人和医护人员一起演节目特别有意思。让我去看看,拍拍。1989年的春节我们就去了。那是我第一次进精神病院,也是第一次接触精神病人。虽然我们就这样开始了精神病人的专题拍摄,但是我一直都没找着感觉,我还是对盲童更有兴趣。拍完这家精神病院之后,我们又去了天津另一家精神病院。这家医院的条件比较差,病人的生存状态让我深受触动,我一下子就全部投入到精神病人的专题上来了。后来出版的《精神病院》画册里的片子,有不少都是在这家医院里拍的。不过那个时候就是想拍,不知道这些照片拍了以后会怎么样?有什么价值?甚至于我自己都拿不准哪张片子好。更想不到这些照片能发表、获奖、出版画册和参加展览,做梦都想不到。

周岩:作为一个常人,你深入了一个与常人迥异的精神病人的世界,你总会碰到让你难忘的人或事吧。

袁冬平:记得那是一个不算漂亮,但却非常可爱的女孩。我想所有见到她的人都会由衷地喜欢她。她好像是中央音乐学院理论系的学生。那年全院只挑选了她一个人赴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但只去了十几天就犯病了。她患的是迫害性妄想狂症,总疑心别人企图谋害自己。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医院的音乐治疗室,她披着头发,带着耳机,正在闭着眼睛听音乐,模样安详极了,看上去和花样年华的女孩子完全没有两样。后来我们熟悉了之后我提出给她拍照片,那天她的头发是扎在脑后的,她坐好后看着我轻声说:我想把头发散开,这样更好看些……
天津张贵庄精神病院的一个中年妇女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她原是一所大医院的药剂师,犯病后骨盆、胳膊都摔坏了,整日光着身子卧在床上。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就对我说:“我在等死。”那种等待死亡的眼神令我震动。我又一次去她的房间,是午饭时分,见她正在大口吃饭,她对我说:“我就爱吃肥肉!”我简直无法分辨这是对生命的渴望还是绝望了。
人们绝不会想到,很多精神病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和正常人交谈,因为这一点,我和许多精神病人都成为了朋友。

周岩:你都跑了哪些地方?

袁冬平:北京、天津、四川、湖南、广西、贵州和新疆都去过。

周岩:拍完了这组片子,就参加了美国新闻摄影协会和密苏里新闻学院联合主办的“年度照片”(POY)摄影大赛,获了大奖。

袁冬平:“精神病院”系列拍了两年以后就停了,主要是没有合适的机会去外地拍,北京和天津的精神病院又都去过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拍了那么多照片,到底怎么样,心里实在没谱。后来,偶然从报上看到一个美国摄影比赛的征稿启事,而且说大陆的中国人可以免交参赛费。我就从“精神病院”专题里挑了一组照片送去,其实就是想看看这些照片能否得到认可,没想到得了奖。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大奖,但在当时,中国人只要能在国外得奖就是很了不起的事了。得奖之后,台湾的一位摄影家和我聊起了这套照片,他认为还有些不足,比如缺少好的群像照片,还应该再拍一些。”1994年我正好又有了出差机会,就势又补充了一点。但我很快意识到,当时的那种感动和冲动都没有了,于是我就停了下来。

周岩:停下来之后你又拍了什么?

袁冬平:穷人。

周岩:我见过一些摄影师拍“名人”,为什么你却选择了“穷人”?

袁冬平:说实话,从一开始我就对拍名人这件事挺反感的。摄影界有句话叫“借腕儿扬腕儿”,意思是拍摄名人可以借名人的名气使自己尽快出名。我当时就说过:名人头上的光环已经够多的了,我不想再为他们增加新的光环。但那时我还没有明确的拍摄穷人的念头。这个念头的产生是我到贫困地区采访,接触到了很多贫穷的人,对我有很大的震动。回来之后我就查了一些资料,我现在还记得那时的一些统计数据,比如云南省的鲁甸县人均年收入只有120元!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这点钱只相当于二百斤未经加工的玉米粒,还不够吃半年的。那时我们国家的贫困线划得很低——人均年收入350元。而联合国和世界粮农组织划定的贫困线是年收入365美元,几乎是我们的十倍。但是,尽管我国的贫困线很低,当时全国还有一亿人生活在这条贫困线之下!为什么我们国家还有那么多穷人,为什么至今没有人来关注他们,甚至于我们都要将“穷人”这个词遗忘了。当然沙龙摄影有时也将镜头对准穷人,但他们的兴趣是在老人满是皱纹的脸上,要显出岁月的沧桑,却没有人去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关心他们的命运。所以我想应该有人来做这件事,不管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周岩:所以你选择了穷人。

袁冬平:我对这事儿也反省过。其实很多摄影家在选择拍摄专题时,都或多或少地要考虑到他所选择的拍摄对象是否能拍出有冲击力的照片。我想我也不能免俗吧。

周岩:看来从“盲童”到“精神病人”,再到“穷人”,你都是在这个思路上。

袁冬平:从表面上看,可以这么说,但我还是觉得有一些更内在的东西支配着我的这些选择,比如有些人类共同的情感和苦难就特别能让我感动,这自然会成为我关注的焦点。还是说“穷人”吧,我拍穷人所去的那些地方,很多摄影家都到过,但他们感兴趣的大多是当地美丽的风光和特异的民族风情。当然了,拍这些东西也没有错,也应该有人来拍,但是为什么很少有人去关心当地人的生存状态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穷人,而我们大多数的摄影家却能视而不见呢?

周岩:我是说你一直在拍一些非常态的东西。

袁冬平:可以说是的,这也是当时纪实摄影惯常的思路。不过这个问题也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精神病人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态的,但我在拍摄他们的时候却不想拍摄他们的非常态。我希望在非常态的地方拍摄他们常态的表情和姿态,也就是说拍摄非常态中的常态。穷人也是一样的,我拍的那些人,在当地都是很一般的人,没有什么与众不同。我今天去拍,他们是那样;明天去拍,他们还是那样。再者说了,当时全国农村起码有一亿穷人,你说是常态还是非常态呢?

周岩:听到这儿我有个印象,好像题材对你的摄影来说非常重要。这些年来,你每次转换似乎都和你选定的题材有关。

袁冬平:最初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国内的纪实摄影就是题材决定论,谁抓到一个新鲜的题材谁就成了。所以那时候盲童、精神病人、麻风病人、妓女、吸毒的、临终关怀、流浪汉、上访者,等等,都被捋了一遍。但是慢慢的情况就有了变化,因为一些国外优秀的摄影家被介绍了进来,看得多了,自然会对自己的东西有个判断。你选了不错的题材,但把握得不好,图像也不行,就不再会被看重了。再后来是拍什么已经不很重要了,重要的是怎么拍,进一步说是你把它拍成什么?很普通的题材,你也可以把它拍成一组非常好的照片。从前我看过美国的摄影家罗伯特•法兰克的照片,当初只看了几张,没看出好来,也就是美国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场景。后来我看到他的《美国人》摄影集,完整地看过之后才懂得它的好。虽然都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东西,但他拍出了那个时代美国的特点,而且是美国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所以当时美国人对他这本画册非常反感:难道我们美国就是这样的吗?但到最后美国人还是承认了他。这也是美国人的优秀之处。

周岩: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袁冬平:这取决于他对美国社会的深入理解,以及作为一个摄影师如何把他的理解转换为图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摄影师的第三只眼吧。
我上学时看过一本书,叫《光荣与梦想——1932¬—1972美国实录》(威廉•曼彻斯特著)。我特别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跟我们常见的历史书很不一样。它从社会時尚流行的角度来写这个时期的历史,也就是通过对普通人的生活习尚及其变迁的记录和叙述,刻画出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全景画面,真实的历史就从这一时代许多普通人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细节中展现出来。当时我曾想如果我写历史的话,也写一部这样的历史,可后来发现我没有这个本事。看了《美国人》之后,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罗伯特•法兰克做到了。


周岩:是啊,摄影也可以是书写历史的方式呀!你觉得对于一张照片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在什么情况下你会按快门?

袁冬平:不同的摄影门类评价的标准是不一样的。纪实摄影一般是偏重内容,沙龙摄影则偏重形式,讲究质感、光线、色彩、构图什么的。但也不是说纪实摄影就一点儿不讲形式,沙龙摄影就一点儿不讲内容。对于我来说,我通常都是在有所感动的情况下才会想到去拍,但在按下快门之前会下意识地考虑构图、光线什么的,最后挑片子的时候也会冷静地从专业的角度考虑。

周岩:从你开始自己的创作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你对摄影的认识都经历了哪些变化?

袁冬平: 从哪方面说呢?先说形式感吧,最初我是很刻意地追求的,后来觉得刻意地追求形式感会损害照片的内容,开始有意识地反叛,再后来发现好的照片应该是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结合,就又回去了。
再说内容,开始我很迷恋沙龙摄影,以为那是美,是艺术。后来随着对摄影了解的加深,开始鄙视沙龙摄影,认为那不过是有钱、有闲人的附庸风雅。其实无论是沙龙摄影、新闻摄影、纪实摄影还是观念摄影什么的,都有它自己的位置,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做好了都不容易,没有什么高下之分——这是我这些年体会到的。

周岩:你自己更接近哪一类?

袁冬平:更多的时候我想我还是属于关注社会问题的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

周岩:从你的经验来看,什么是纪实摄影?

袁冬平:什么是纪实摄影?这个问题国内摄影圈已经争论了一二十年了,分歧很大,很难统一。比如有人认为凡是纪实性的摄影都是纪实摄影;也有人认为纪实摄影必须是成组的,是对某一社会问题深入而全面的反映;还有人认为国内所谓的纪实摄影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迥异于西方纪实摄影的具体而独特的摄影形态”(刘树勇语)。我个人认为,把“纪实性”的摄影都归到纪实摄影里去没有什么意义。我倾向于后两种意见。当然了,最终如何定义,那是理论家做的事情。
如果暂且按照后两种划分,我认为国内比较成型的纪实摄影出现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今年(2009年)平遥摄影节上有个《醒•八十年代中国摄影》的展览,其中有大部分都是纪实摄影,可见那个时候纪实摄影是走在前面的。到了九十年代,中国的纪实摄影渐趋成熟,出了一大批纪实摄影家。进入这个世纪,开始走下坡路了,主要是那个时候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是适合用纪实摄影来表现的,比如赤贫,疾病什么的。而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比如腐败、贫富分化等就不适合纪实摄影来表现。再加上人们发现国外观念摄影当红,而纪实摄影的潮流已经过去了。国内缺乏土壤,国外缺乏市场,做的人自然就越来越少了。

周岩:那你觉得纪实摄影都要求你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袁冬平:我想首要的应该是文明素质。这跟你上没上过大学、有什么学历无关,关键在于你面对这个纷扰的世界,是否具备敏锐的批判认识能力和坚执的人文价值追求,由此而决定了你怎样看待社会,你能够从中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其次是要能吃苦,耐得住寂寞,纪实摄影往往需要长时间地关注一个题材,几年,十几年都是它。不信你看,凡是做得好的纪实摄影没有速战速决的。再就是要有比较好的把握影像的能力。纪实摄影一般都是以展览或画册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说一个专题起码要拿出几十张照片来。拍过照片的人都知道,拍一两张好照片不是很难,难的是一下子拿出几十张还能看得过去的照片来,而且风格、形式感、表现手法等还要基本统一。

周岩:你怎样看待纪实摄影在当今社会的作用?

袁冬平:最初我还是挺乐观的,觉得它至少可以敦促社会去解决一些问题。法国有位摄影家拍过意大利的精神病院,结果整个意大利精神病院因此从传统的封闭式改为开放式管理。他的摄影促进了精神病治疗理念的飞跃。在美国也有类似的例子,有个州正在讨论要削减对残疾事业的拨款,结果一张弱智儿童的照片改变了这个州的决定。所以当初我有很高的期望:我的照片也应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像我的“精神病院”系列,应该对改善中国精神病人的生存状况和治疗方式起到推动作用。《精神病院》摄影集出版以后,我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大伙儿一看就说:哎哟!你拍得挺好!——拿你当个艺术家,很少有人看了照片以后真正去关注那些精神病人。结果这本集子只是提高了我在摄影圈里的名气。我意识到这里有问题,事情不是以我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岩:那你怎么看纪实摄影的社会功能呢?

袁冬平:我现在非常怀疑。当初我拍精神病人的时候,认为纪实摄影充满了关怀和人性。结果拍完以后,精神病人的生活还是那样,没有什么改变,我自己反倒成了个“艺术家”。想想挺扯淡的,感觉就好像是偷了人家的东西一样。现在回过头去想,所谓人性呀,关怀呀什么的,实际上是给自己一个拍照的理由。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理由,你到精神病院去干什么?是去拍照片然后把自己变成摄影家吗?
当然了,我知道我这样的观点是比较极端的,所以有人写文章批评我。不过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可能是当初对纪实摄影抱的希望太大了。后来我慢慢体会到纪实摄影或多或少、或早或晚还是会对社会有一些影响的,比如“希望工程”的照片。有一年中国残联要在全国一百个城市推广家庭式的病房,以期对精神病人做更人性的治疗和看护。他们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特意要我去在他们的动员会上办了一个内部的影展,希望借此推动这项工作。这多多少少对我是一点安慰。不过在拍完了“穷人”之后,我还是离开了这类的题材。

周岩:就因为这个原因吗?还是有其它什么东西在里面?

袁冬平:是。不过这个问题也挺复杂。那时有人到我们单位来挑照片,都是五六十年代拍的老片子,现在看来,几乎都是摆布出来的,有的照片甚至还打灯光,打光的手还露出来了。可是你一看就知道这是那个时代的照片,包括那种摆的方式都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这些照片几乎颠覆了我的摄影观念。
有次我和朋友在出租车上议论一个摄影比赛,有张获奖作品是董建华在看电视,电视里恰巧就是他当选为香港特首的新闻。这时车经过的路口上有个牌子,上面是“只生一个好”。有人说,几十年后如果我们选一张能代表今天时代特征的照片,是选“只生一个好”呢,还是选董建华那张。我突然觉得应该选“只生一个好”,因为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生活方式,对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有影响。而董建华的那张照片只是一个新闻事件中的小趣味,你说哪一张照片更能见证历史?
还有一个契机,是我和刘树勇、孙京涛一起编一本叫做《目击世界一百年》的书,为此我们看了大量国外的杂志和画册。于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国外有很多非常生活化的照片,可我们却几乎没有。我们都有什么呢?除了风花雪月,就是“高大全”、“红光亮”!记得有个摄影记者说过:“不能让历史留白”,愿望自然很好,但仔细想想,我们留下的空白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就想,应该去拍一些我们身边的、司空见惯却又被绝大多数摄影者忽视的东西。恰巧那年街上流行厚底鞋,我估计它长不了,就拍了一些。果然,不出三年就绝迹了。这让我很吃惊,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女人的服饰,没想到居然变化那么大,那么快。于是就继续拍了下去,并起了个题目叫《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其实就是想有目的的留下一些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印记,像《光荣与梦想》一样,写一段生动一点的历史。

周岩:从《精神病院》、《穷人》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的转变,应该说是你个人艺术精神平衡的需要。而你恰恰将这种转变归结为人道主义愿望、行为与结果的矛盾,这种矛盾为什么会是你摄影风格转变的动力?

袁冬平:人在不同的时期和年龄段想法是不一样的,比如小时候家里杀鸡我要抢着操刀,但现在遇见杀生的事都躲得远远的。摄影也是一样,那时候面对那些苦难的面孔我可以很坦然地按下快门,但现对我来说已经很难了。人们不是常说吗,最难战胜的是自己。这些年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是个体的差异太大了,有些事在别人哪里不是问题,在我这里可能就是问题。
再说风格的转变,其实在我拍精神病人的时候就没有刻意去追求照片的视觉冲击力,有评论说这是我和吕楠最大的区别,我自己也比较认可这一点。到了拍穷人的时候这一点就更明确了,都是常态,都是静态的站或坐,几乎没有戏剧冲突,力求用一种平和的方式,不着痕迹地表现揭示拍摄对象的内在精神。拍女人只是题材转换得比较大,但从风格上看,依旧是这样一路走来,没有大的变化。

周岩:但在我们看来你的变化还是很大的,甚至有人说你“堕落”了。

袁冬平: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其实我拍女人并不是只拍她们美丽的躯壳和光鲜的衣着,我还是想拍出背后的东西来。我在以前写过的一篇小文里就表述过这样的观点:“女人最赶潮流,所以女人最代表时尚。时代的变化最先表现在女人身上,时代的品味也集中体现在女人身上。看一个时代的女人,也就知道了那个时代”。你看那些松糕鞋(厚底鞋),美吗?但它却风靡了整个中国!当然了,这也不能怪女人,“女为悦己者容”嘛。就像电视节目中充斥着俗不可耐的古装剧、武侠剧一样,你能赖导演吗?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一直以为艺术是要关注社会的,尤其的摄影这种记录性很强的艺术形式。而这种对社会的关注,更多的应该体现在它的批判性上。我拍精神病院、穷人和我们这个时代的女人,实际上都包含有这种批判性在里面”。

周岩:当今世界充斥着各种色彩,从电影、电视、互联网到广告、卡通漫画、流行标志,乃至数码成像,都在快速地制造着喧嚣的影像,你觉得摄影在这个影像的海洋里将会怎样?

袁冬平:这是个太大的问题了。往小点说吧,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沙龙摄影受电视和互联网的冲击就很小,但新闻摄影受到的冲击就很大。原先摄影记者的地位非常高,现在你看,只要有重大的活动,最好的位置都被电视台占了。也许再过多少年,满场跑的都是网络记者了。
从另一方面说,数码成像技术的进步和普及,带来了影像的泛滥,有人担心这会动摇专业摄影师的地位。但就目前的情况看,倒恰恰相反。每个人都能用手机或卡片相机拍照不但没有动摇专业摄影师的地位,反而凸显出他们的专业水准。结婚是最典型了,尽管新人们几乎都有相机,但结婚证上的照片他们要花几十块钱到照相馆去照,照婚纱照更是要花去几千、几万,结婚的当天也要请来职业的摄影师拍摄婚礼的过程——相机越普及,靠摄影混饭吃反倒更容易了。
当初摄影术诞生时有人预言绘画要消亡了,结果没有;彩色摄影发明后有人预言黑白摄影要消亡了,结果还是没有。所以电视普及以后就没有人说摄影要消亡了。不过摄影的有些门类,比如纪实摄影吧,随着社会环境和摄影观念的转变,虽说不上要消亡,用个历史学上的词儿叫“式微”了吧。

周岩:你说纪实摄影式微了,那现在流行什么?

袁冬平:我想应该是观念摄影吧。

周岩:在你看来什么是观念摄影?

袁冬平:顾名思义,观念摄影就是利用摄影这种媒介来表达艺术家的某种观念。有些人看不懂或者是不喜欢观念摄影,是因为观念摄影完全颠覆了以往摄影的经验:用光、构图、影调、质感、决定性的瞬间什么的都不讲究了,所以他们质疑,这是摄影吗?
其实不光摄影在走这条路,其它的艺术门类早就这样做了,这应该是当代艺术发展的特点或是方向。

周岩:你怎么看国内的观念摄影?

袁冬平:它的出现是很正常的,而且也符合当代摄影发展的潮流。有人看不懂不要紧,有人反对也不要紧,证明它已经在哪儿了。近两年国内兴起影像拍卖,卖得最贵的几乎都是观念摄影作品,这也说明它有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国内观念摄影是良莠不齐的,或者说真正的观念摄影或者是好的观念摄影作品还不多。原因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与我们国家其它艺术门类难以和世界一流水平比肩的原因的一样的。

周岩:你怎么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的纪实摄影?

袁冬平:三点。一是越来越成熟;二是越来越多样化;三是越来越主观,有人起了个名字叫“新纪实摄影”,也算是纪实摄影的发展吧。

周岩:你怎样看待你自己的摄影?

袁冬平:做了一点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吧。但从照片的角度看还不够完美。好的照片应该是好的修养和好的图像感觉的完美结合,这两点我都欠缺。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说过一句话:“照片就是你的镜子,就是你。” 我很喜欢他的这句话。

周岩:也就是说看你的照片就能看懂你?

袁冬平:我想是的。

周岩:那我们去看你的照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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